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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亦函请北平特别市政府、平津卫戍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共同成立“接收中南海办事处”，并准备让中南海“依中山、北海公园成例，从速正式开放”。随后，有关方面还希望“中南海为北平市民共同游憩之公园，永远开放，不收门费。”1929年4月，中南海董事会推举熊希龄为主席委员，李光汉为事务主任。不久，北平市政府也成立“整理中南海公园临时委员会”，负责中南海的有关事宜。至此，中南海向市民正式开放。
抗日战争中，中南海虽然还是公园，但许多殿堂被日伪机关侵占。据1938年《中南海公园事务报告书》反映，进驻中南海的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占据居仁堂）、“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占据勤政殿）、“临时政府侍卫处”（占据时应宫和喜福堂）、“司法委员会”（占据丰泽园）、“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占据锡福堂）、“国立医学分院”（占据运料门迤北）、“最高法院检察处”（占据丰泽园）、“满洲帝国通商代表部”（占据静谷）、“新民会新民青年实施委员会”（占据春耦斋）、“教育部直辖编审会”（占据怀仁堂）等机构。后来，上述一些机构搬出中南海，但又进来更多单位。于是，中南海被搞得杂乱无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决定进驻中南海。周恩来请毛泽东快点搬入。当时毛泽东并不愿意搬进去，他对周恩来说：“我不搬，我不做皇帝。”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对维修中南海的工人们说：“中南海自古人民建，人民修，但人民却没有享受到它的美丽。这次修成后，我们要请人民代表来这里做客观光，今后还要逐步让中南海成为人民游乐的场所。”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曾经局部开放过中南海。由此可见，尽快开放中南海是历史的要求。
中南海作为历史文物，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价值。因其相连紫禁城，清代皇家在此曾上演了许多历史大戏，高阳先生的《瀛台落日》精彩地再现了王朝的最后几幕大戏中让人无限感慨的往事。风流水转，到了1949年9月，中南海怀仁堂成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诞生，中南海从此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迄今正好六十年。
现代政府是社会的公共权力组织。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应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公器。办公场所向本国公民和外国宾客适当开放，有序参观，就是体现这种公器性质的方式之一。事实上，随着现代公民权利的普及和当政者社会公器意识的觉悟，许多国家的政治中枢都在考虑到安全和办公秩序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方式向公众开放。以美、英、法、俄几个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例：
美国总统府为白宫，始建于1792年，每周二至周六开放五天，如遇白宫有活动，则不开放。一般参观者可进入东厅、绿厅、蓝厅、红厅、国宴厅及图书馆等10多个房间。“9·11”后出于安全原因，参观者需要提前申请预约才有可能得到门票。很多中国游客都参观过白宫。
英国是君主立宪国家。白金汉宫始建于1703年，1837年以来历代英国国王都住在这里。从1993年开始，每年8、9月两月对外开放，游客可购票参观。英国首相府是唐宁街10号，内部未对外开放，外部建筑游客可以参观。
爱丽舍宫始建于1718年，1891年以来一直是法国总统府。从1989年开始，每年9月文化遗产日有两天对外开放，游客排队参观，残疾人、孕妇优先。各个历史名厅，都向游人展示。总统夫人还会抽时间接见来访游客，其中也有外国游客，但法国游客居多，有人也利用这一时机向总统夫人陈述民情。
俄国总统府克里姆林宫的历史更悠久，始建于1156年，几经扩建，成为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斯大林时代不开放，1955年后开放让市民参观。现在游客可以购票参观克里姆林官，但不能进入作为总统官邸的一号楼。
我在网上看到2006年参观过爱丽舍宫的中国游客的一篇文章。他说，“九月十六号是欧洲遗产日，很多地方都对公众开放，老婆说找几个地方看看，选来选去还是去总统府吧，中南海估计这辈子是没机会进去了，只好去法国的中南海尝尝鲜了。”这虽然是一种不乏苦涩的诙谐，也未尝不是国人希望开放中南海的表达。其实，这位网友忽视了中南海曾经早于爱丽舍宫开放过一段时间，1986年笔者曾进去参观，还在瀛台买了一盒冬青木的筷子作为纪念。可惜后来中南海关闭了，网友才发出这辈子没有机会进去的感慨。我想，国家如能决定重新开放中南海，和他具有同样心情的人也将有机会重新体验身为中国公民的自豪。
除了开放行政中心，还有就是开放议会。很多国家的议会开会，国民是有权旁听的。参观美国国会比参观白宫简单，不登记，不收费，不凭票，外国游客也可进，每周二至周五对外开放，遇有两院议会讨论问题，游客可在旁听席上，听议员们讨论，看议员们表决，选民们既可了解立法的过程，也可直观地看到所选的议员是否尽职。如果选民想参观议员的办公室，给本选区议员办公室打电话预约，议员办公室就会安排人员接待并陪同你参观。英国下院有专门的旁听席，议员在一层开会，旁听席在二楼，议会开会时，公众可自由进入旁听。首相在下院的位置距离旁听席仅12。2米。法国国民议会也对公众开放，按法律议会开会必须是公开的，受国民监督，每次议会开会前，排在前10名的法国公民，出示身份证就可保证进入旁听席入座，得到议员邀请的公民，在旁听坐席许可的情况下优先入场。我建议，中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也应当考虑以适当方式安排公民旁听，这将是彰显公民知情权一种方式。拥有知情权，才能更好地行使监督权，以监督国家机器的运行。
落实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有很多实事可做。开放中南海参观和让民众在全国人大会议时旁听，都具有让公众和公器正面接触的意义。
“斗争哲学”曾被认为是反共哲学（外二篇）·曾彦修
看了《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月号上冯兰瑞的《和谐社会与宪政建设》一文，大胆提出“必须与传统的‘斗争哲学’彻底决裂”，可谓直言极谏，口不择言，令人佩服。这引起我也写这篇杂感。虽云“杂感”，恐怕也事关重要。我就下面三个题目谈谈。
一、“斗争哲学”曾被认为是反共哲学
抗日战争后，尤其是1939年国民党在全国搞“精神总动员”以后，它的宣传矛头，无论是党务系统与军事系统（俗称“CC系”与“复兴系”）的报刊宣传，都相当集中于反共了。他们提出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口号。这后面两句的真意其实是专门反共的。他们相当强力地宣传一个东西，说共产党是专讲“斗争哲学”的，把一切斗坏，叫人民远离共产党。那时期被公认为“复兴”社与“CC”系的刊物《时代精神》、《民意》之类等，长期宣传的内容之一就是骂共产党只讲斗争哲学。
1945年初夏吧，国民党在陕北榆林这块地方的最高长官邓宝珊将军，他在西北军系统中资历相当老，所以，不管你杨虎城、傅作义对他似只能作弟子礼。也因此解放前夜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是傅作义，副总司令就是邓宝珊，他不能指挥一兵一卒，挂名性质。陕北的榆林地区在延安之北，日军始终未侵入过，颇为安定。但这地区的军政势力却甚复杂，有陕北传统的井家军队势力，还有马占山本人及其少数队伍等。但论起资历来，邓宝珊最高，所以他就一直是那个地区的最高司令。邓好像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榆林地区一切与西安、重庆的往来，均必须经过延安，因此，邓宝珊先生始终都与延安保持良好关系。
大概是1945年初夏，邓宝珊自重庆、西安返榆林，这是例行往来，为了礼貌，至多毛泽东见一见、吃一顿饭也就很够了。可这次不同，大概为了解除将来的后顾之忧，在杨家岭大礼堂开欢迎大会（我几年间即住在大礼堂正对面的窑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