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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过去了，今日看“红色文学史”，那是地道的大跃进产物，与“深翻地”、“大炼钢铁”等并无本质区别。就其后果来说，确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首先，编书及其前后的大跃进活动，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不少课程中断了，影响学生专业知识学习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破坏了人才培养计划，使学生的成长遭到严重扭曲。对此，当时在教师和同学中就有抵制，但被作为错误倾向压下去了。其次，“左”的学风盛行，给学生以误导。粗暴简单，浮夸虚假，偏激狂热，成为一时写文章的风尚。杨晦先生鉴于55级学风不正，曾语重心长地告诫说，“你们搞这些东西，当心害了自己！”有的学生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口号鼓动下，表示要赶超游国恩教授。杨先生悲叹说：“你们在学术上20年赶上游先生就了不起了。”杨先生对“左”风的抵制，后来也遭到了打击，竞被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杨晦先生和北大中文系1955级》，见《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第249页）其三，在“左”的思潮冲击下，通过编书和其它活动，搞思想批判，也就是抓阶级斗争，不仅伤害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也摧残了一些无辜的学生，造成同学中人际关系的紧张和扭曲。比如杨天石同学，今天已是中外驰名的专家。他就是由于业务拔尖，个性又倔强，虽逃过右派一关，却被当作白专典型，再三批判。这样的优秀人才，毕业时竟被分配到拖拉机手短期培训班，除了教工人的语文课，就是看守传达室，上课下课打铃。在55级又何止一个杨天石，有的比天石的遭遇还令人辛酸。
当然，由于在55级中所处地位、境遇和思想状况不同，老同学们今天对编书及大跃进年月的种种活动的回忆，也不尽相同。有人至今还赞叹当年的革命激情，怀念55级的风光和荣誉，说什么青春无悔。凡此种种，见仁见智，亦属正常。我想，假如请贾府的焦大和王熙凤都写回忆录，焦大眼中所见大观园的阴暗面，琏二奶奶是绝对讳莫如深的，不但自己掩盖，还要给敢于曝光的焦大塞上一嘴的马粪。其实，我和天石之流，就是55级的焦大，虽然嘴里塞的马粪已被掏出，但，凡有所言，也绝不可能余香满口的……是耶？非耶？姑且略备一说吧。
（责任编辑 萧徐）
建议开放中南海
重新开放中南海 丁东
中南海位于北京城区的中心，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地点已经六十年了。社会一直有呼声，要求中南海向公众开放，供游人参观。北京市的旅游管理部门前些年也曾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重新开放中南海。
现在的中南海具有二重性质，既是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政治运行中枢。从两个方面看，我以为都有开放的必要。
从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看，中南海的前身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园林。当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平民百姓想进去游玩，自然是白日做梦。当然，光绪皇帝在戊戌政变后被西太后所困，幽居瀛台，想出中南海而不得，也体现了专制政治最残酷最黑暗的一面。在长达两千年的皇权专制时代，中国有皇家园林，贵族有私家园林，不曾有过公园的概念。直到清朝末年，上海的租界才出现最早的公园。进人民国，从1914年夏起，京城一些名胜陆续对公众开放，成为公共场所。1924、1925、1928、1929年，颐和园、北海、景山和中南海相继辟为公园。三十年代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建公园，至今为人们所怀念。公园是近代出现市民社会的产物，不论购票有偿享用，还是免票无偿享用，都是公共空间。把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辟为公园，让公众参观游览，是当今世界各文明国度通行的做法，也是遗产保护的应有之义。
公园的兴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公民权利伸张与收缩的晴雨表。我们说，文革是公民权利被践踏的时期，也可从公园的命运来验证。1971年后，与中南海一桥之隔的北海公园及附近的景山公园长期关闭。后来才知道，不是北海、景山本身出了什么毛病，不适宜游人进入，而是成了江青等权贵的游乐场所。江青垮台以后，北海、景山公园于1978年重新向市民开放，受到一致的好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南海也曾经部分开放，周末供游人参观。北京市许多单位都曾有组织地分配门票。我在当时也参观过。当时的感觉是，不但观看了风景和文物，而且感受到执政者的自信和开明。可惜这种开放到1989年停止了，至今尚未恢复。现在如能开放中南海，其意义不仅是增加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旅游景点，而且是一种主权在民的政治宣示。对于中国公民来讲，既可履行保护文化遗产的义务，也可享受欣赏历史文化遗产的权利。这种公民权利，当然越早归还社会越好。
从政治活动中心的角度看，开放中南海也有很多好处，有利于增加政治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今年二月，温家宝总理邀请十三名基层代表到中南海座谈，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他说，你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南海，不要拘束。大家都来自基层，其实中南海你们应该是主人，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中南海这个大门是向广大群众开的。我认为，不应当把这些话理解为总理的客套话。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国各界公民的确应当是中南海的主人。领导人的国务活动本身是履行社会公仆的职责，不应当形成高高在上，不可接近和神秘化的意味。领导人只有牢记这一点，才能形成执政的公信力。在制度安排上，也要切实体现中南海的大门对公民是敞开的，而不是关闭的。
其实，国务活动场所向公众开放，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我经历有限，曾经作为普通游客在堪培拉参观过澳大利亚议会的辩论，在渥太华参观过加拿大总督府，看到很多成人在那里运动，孩子在那里游戏。八十年代的经验表明，部分开放中南海并不妨碍领导人的国务活动和中央机关的办公秩序。现在重新开放，在技术层面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只要领导人有诚意，事情并不难办。
中南海曾经是公园 智效民
2000年上半年，《北京档案资料》连续刊登一组《中南海史料》。这些史料告诉我们，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南海就变成公园了。把皇帝禁苑与军阀官邸变成公园，是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的一个标志，对于当前的社会转型具有某种借鉴作用。
早在金、元时期，“太液秋波”就是“燕京八景”之一，当时太液池的位置就是现在的北海与中海一带。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后皇城南移，为了丰富皇城园林景观，又开挖南海，使太液池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清朝建立后，几代皇帝都喜欢园林生活，于是他们在中南海兴建殿宇馆轩，作为避暑听政之所。相比之下，紫禁城则受到冷落。
辛亥革命后，中南海为袁世凯占用，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府。袁称帝时，以建立“新中华民国”为名，将中南海改为新华宫，并将原来的宝月楼改建成新华门。此后，中南海又相继成为黎元洪、曹锟的总统府和张作霖的大元帅府，它一直是平民百姓无缘涉足的禁地。
1928年北伐成功后，时任北平市公务局局长的华南圭致函北平市市长，要求对中南海予以保护。这件事引起国民政府的注意，经过一番努力，中南海董事会于当年12月15日准备召开成立大会。该董事会筹委会为邀请公务局派员出席大会，特在邀请函中表示：
中南两海系自远至清帝王苑囿之一部，其风景清嘉，宫室壮丽，为国内有名建筑。但其经费所出，无非我民众先代之脂膏，乃以供少数人之娱乐，实为我民众所不甘。民国成立以来，又为十数军阀所把持，藏垢纳污，罪恶丛集。今幸北伐告成，豪酋敛迹，而此历史上之园林不为民有，坐视荒废，殊为可惜。同人等谨遵先总理天下为公之意，佥以中南海应归市民直接管理，以绝罪恶之根株，以供游人之玩赏。因于本月十三日召集北平各届民众代表开一联席会议，设立中南海董事会筹备处，以筹备真正代表民意、直接管理中南海的董事会。当决议于本月十五日（星期六）午前十时在南海大礼堂开董事会正式成立大会。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亦函请北平特别市政府、平津卫戍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和宪兵司令部，共同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