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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告诉我们：知识分子的灵魂就是独立思考，是怀疑和批判精神，这肯定会被当作大逆不道。推行盲从教育，使每个人忘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这首先是歌颂领袖的绝对正确，同时也是要求人们彻底忘掉和抹杀自我，绝对顺从。这种对党和毛泽东的忠诚和服从以及强烈的集体意识，是这一代青年人满怀崇高的理想主义并满腔热情地投入“文革”，成为冲锋陷阵急先锋的思想政治基础，也是他们而后被大批送往农村插队时，仍然能够听从召唤并服从安排的原因。总之，对于“文革”中红卫兵由于狂热、愚昧而对整个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所造成的严重的不可弥补的损害，“文革”前的17年教育是难辞其咎的。“文革”之初红卫兵的出现并非突然，他们正是“文革”前17年教育的结果。也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这种教育使被教育者存在着严重的人格缺陷，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使他们将领袖的话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还盲从群体，盲从“形势”，由盲从发展而来的，就是“文革”时的狂热。他们整天高喊着大批判，却缺乏最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对流行的理论和口号缺乏批判精神（少数思想探索者除外），他们所使用的批判标准只是毛主席语录而不是实践。他们用简单的、一元化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而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他们批判过“不好不坏、浑浑噩噩”的“中间人物”文学理论；在他们的心目中，不是同志，就是敌人；达不到同志这个标准的，即便是他的师长、同学、亲友甚至亲生父母，也是敌人，由此便发展出了他们的偏执。对待坏人坏事，对待一切“封资修”的东西，这种教育只教他们去仇恨、去打倒。于是他们认为：只要是对敌人，无论怎样残忍都不过分，甚至唯恐自己不够残忍。他们以为不残忍就是对敌人恨得不够，就是缺乏阶级感情的表现，就是对革命和伟大领袖的不忠。
由于先天教育的缺陷，这一代青年人的国学基础薄弱，批判封建主义使他们不懂传统文化，不知道民族精神的家园在何方；他们对西学一知半解，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割断了他们与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联系，使他们难以融入世界文明的海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又割断了他们与世界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使他们只能教条地理解“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语录”，形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民粹主义的道德伦理心态。不懂得人类优秀文化的红卫兵们，怎么可能会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科学的批判怀疑精神？盲从产生的原因是知识和精神的匮乏，这不仅仅是一代人的缺陷。教育本身是具有连续性的，这一代人的缺陷，正是上一代人教育的结果。结果是作为教育者的老师们首先尝到了这种教育的苦果。红卫兵们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捣毁一切与“革命”不相容的文物、书籍，毫不留情地揪斗自己的长辈和老师，批判自己过去亲密的伙伴和同学，却不在意对他人所造成的伤害。他们讳言“爱”字，只能热爱党和毛主席，还有同志之间的阶级友爱，这是绝对高于亲情和友情的。至于同情、怜悯、温存、宽容大度以至有些人所说的“理解万岁”，则一概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属于被人唾弃之列。
从1964年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来看，“接班人”并不是指一般的“革命青年”，而是指从中央委员到支部书记的各级领导干部。有权或有条件搞“一言堂”的也只能是领导干部，普通老百姓恐怕只可能对自己的子女搞“家长制”，还不一定能奏效。虽然各行各业都有接班的问题，但在“文革”前后的这段时间里，“接班”这两个字却是指政治上的接班，也就是被提拔当干部，这几乎成了一部分人的专利：先进典型可以出自于不同的家庭，而革命接班人却几乎只能从出身于“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的青年中选拔。
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化思想的教育，强调青年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在提出“接班人”教育后达到了高潮，培养接班人的活动与青年学生在“文革”中的思想行为关系极大。它的直接后果是将学生导向了政治目标，并加强了只看家庭出身的“血统论”倾向。它还引发和加剧了学生中的权力意识和激烈竞争，当“革命青年”是没有名额限制的，而“接班人”却只限于极少数出类拔萃之辈。革命青年是一种称号，而“接班人”却是一种政治地位（掌权者）。“老一辈革命家们自信自己已经建立了千年王国，其合理性和合法性都不容置疑”。而下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做一个“党叫干啥就干啥，放在哪里哪里亮”的驯服工具，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忠于党和毛主席，关心国家大事，富于献身精神，渴望为革命建功立业，不怕流血牺牲，认真负责、积极进取、勤奋好学、吃苦耐劳，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等等，渐渐在一代人（起码是部分人）身上成为了现实，“被铸进了剑身”——这就是许多亲历者所说的，为“文革”做好了准备，在“文革”中结下了丰硕的果实。
罗点点以其父罗瑞卿所遭受的迫害为例，谴责人世间所有的暴力和恐怖，摈弃鲜血培养的花朵。对毫无忏悔之心的恶人，难道不应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吗？中国人缺少忏悔的因子，当年那些有意无意作恶的人，没有多少出来忏悔。前些年《南方周末》开展以忏悔为主题的征文，只刊登了几篇就终止了。当年的打手、凶手们，有几个能“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呢？罗点点说：“文革中千千万万屈死的人，都只能使用一个没有主语的奇怪字眼——迫害致死。这是人类逃避法律责任最伟大的文字创造。”对当年千百万少不更事的男女红卫兵们无法无天、丧失理智的行为，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再追究其法律责任了，他们也是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受害者。但是，作为一个在地球上生存过的人，参与残害虐杀的人生经历终归是一段耻辱，是无法被后来的任何“光辉业绩”所抹杀的，只要有点儿良知，总会感到良心不安。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获得了诺贝尔奖以后，终于还是以某种形式披露了自己早年不光彩的历史。对于他最后的坦白，公众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或谴责其隐瞒太久，或欢迎其良心未泯，或原谅其年少无知，但恐怕没有人会认为那是值得隆重地大肆宣扬的光辉业绩。德国曾出现过祸害人类的法西斯，但德意志民族是有希望的优秀民族，因为其从上到下都具有深刻的自省和忏悔精神，所以才能从灾难的废墟中获得新生。前些年《南方周末》有篇回忆思想解放的先行者遇罗克被害的长篇通讯，提到过一个神秘的关键人物：片警（户籍警察）。陈凯歌的家被查抄是和一个住在同院的同班同学的举报有关，而当年的红卫兵们四处抄家、打人，把人送进北京一中劳改队和北京六中监狱，或遣送回原籍，是谁奉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指示，向不知情的红卫兵们提供了具体而准确的住址和姓名？就是那些未露面的片警！不然红卫兵们怎么会知道这些素不相识的“坏人”？“文革”是亿万中国人的集体作品，其发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再谈谈仇恨教育：我们从小心目中的地主，就是文学作品中的周扒皮、黄世仁、刘文彩、冯兰池、何大拿、韩老六等（这当然是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典型化形象）。我们从小唱的歌，就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我们下乡插队到了农村，却发现还有另一种地主：有文化、有见识，精明能干、技术活干得好，工分挣得多。南方鱼米之乡的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往往讲的是1959…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多少人，那时的人们把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也归罪于刘少奇了。在旧社会什么人才能成为地主？除了贵族，多数大概是由比较能干的富裕中农和富农发展而来的；还有做官或经商后置了田产的；受到政府奖励的军功地主等等。北京人艺的话剧《狗儿爷涅槃》所演示的是：当地主是封建社会农民最正常的理想，这是由小农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马克思对此早就有过精辟的论述。王亚南的《中国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