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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1952年4月底在沈阳，高岗向彭“说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是如何接待他的，又说斯大林怎么拉他看电影，还说‘斯大林是不喜欢刘（指少奇同志）的，同时对周（指恩来同志）的不积极抗美援朝也是不喜欢的。’我说，那就不是事实，谁喜欢谁关系不大，只要中国人民喜欢就行。高又说，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事务主义，政治路线不明确，对于抗美援朝这样大的事情没有个全面计划，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切事务都是被动的，毛主席也不喜欢他。我说，周公这个人，吃得少做得多，耐劳耐怨，平易近人，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有广泛的人事关系。至于工作上有事务主义，是他的缺点。高又说：‘斯大林要撤彭德怀的职。’我说：‘这可能是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没有打好的原故吧。我现在很疲劳，撤销我志愿军的职务休息一下也好。”’
第三次是“1952年夏天，我在北京医院割瘤子出院以后，就住到中南海了。当时中央书记处有人提出要我当参谋总长（可能是恩来同志提的），我当时拒绝了这个工作。……因此我向主席提议让高岗来当参谋总长。同时也提出邓小平同志，因为他同军队内的联系比较多些。当时主席是称赞了邓小平同志，并说因工作情况抽不出来。……当时主席问我：‘高岗这个人就没有缺点吗？’我说，高岗就是对犯过错误的同志视恶如仇，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狭隘性。”
第四次，“大概在1953年9月4日左右……高岗来我处，谈了些财经会议的经过。他说：‘过去财政问题上有许多错误，对薄一波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斗争。可是他坐在那里好像满不在乎，看来对人民没有什么感情。’我说对于财经工作我们现在的经验还很少，还需要相当时间才能把经验积累起来。高又问我对财经工作有什么意见没有？我说：没有摸过，外行。”
第五次，“在1953年12月里（大概时间），军委准备开一次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军委会准备的报告草案，在主席处进行了讨论。在讨论时，高岗说这个报告草案没有思想性。主席当时指示‘以彭为主，请高加以修改。’我当时表示以高为主（高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我参加。最后主席又重复说：‘还是以彭为主吧。”’大约过了三天时间，彭到了高岗家里，准备看一看修改的怎么样了。高说还没有看，“接着高又把小桌上放的是什么文件给我介绍了一下。其中有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华北土地工作会议讲话和少奇同志在延安作的‘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记录等。他问我看过这些文件没有？我说，没有看过，现在的文件实在太多了。但是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我听某某同志提起过，‘有点偏’。高接着说，是呀！偏到资本家那边去了。他又说让我看看这些文件。我说，现在没有时间看”。
“可是，第二天高岗带着秘书到了我的住处。他一进门就说‘对报告草案没有多少修改，今天谈了以后再修改。’……他在这里又提起少奇同志来，他说：‘刘少奇这个摊摊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说什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刘澜涛安在华北，某某某安在华东，林枫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而代之。’我当时说，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我说，少奇同志对毛主席是绝对忠诚的。我当时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那是1937年，我和少奇同志由临汾回延安开会，在运城兵站住了一晚。当时少奇同志给我介绍了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及工作能力，那次对我印象极深。高又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我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他又举少奇同志的讲话来作例子说，‘军队干部在战争时期是要坐第一排的，现在是和平民主新阶段时期，就要让别人坐第一排了，难道这也是对的吗？’我插话说有些老干部当时听了很不舒服，其实那是打譬喻说的。高抢着说：‘这不是走火，也不是譬喻打的不好，而是有意打击老干部。刘的讲话是影响了华北和东北的工作，松懈了战争准备。’我说，你有机会时，可以在书记处把你的这些意见说一说，或者个别向主席谈一谈。高说，还不是时候，只要自己心里有个底就行了。我当时对高岗的这些话也产生点怀疑，但是当时没有向他提出来，事后又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这是严重错误。高岗又提到了中央决定增补中央候补委员，说军队方面大概是五个人，并问我哪些同志合适？又说某某和某某看来是可以的。我说某某可以考虑，但是具体名单须同军委副主席们商量后再报给中央吧。”
接着，彭德怀讲述了他与高岗发生的一次争执。彭写道：
1953年12月，正在召开军队系统的高干会议期间，我参加了由主席在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少奇同志首先提出：“主席外出后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并提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周恩来同志再三推辞。高岗赞成“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朱德同志也说“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我第五个发言，当时我很激动，心里想：就是轮流的话，轮到你朱总司令或高岗时，就敢肯定不出问题吗？所以我当时说：我不赞成日常工作轮流主持，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是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来主持。主席当时说：“怎么样？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当时少奇同志仍在推辞。我说，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还有什么推辞的呢？最后，少奇同志同意自己来主持了。
第二天晚饭后，高岗来到我处，他的脸色很难看，似乎在生气。他先问了问高干会议的情况，然后就转到了昨天在主席处开会的上面来，他说：“你昨天为什么赞成由刘少奇代理，而不同意我的意见呢（或者说是由他代理，而我没听清楚）？”他说这话的时候，看来是责问我的样子。我当时就冒火了，突然说：“这是我个人的认识！”他见当时没有什么便宜可得，也气势汹汹地走了。我当时想，这次得罪了他，以后不会再来了，不来拉倒！因为我素有一个不怕得罪人的坏习惯。
彭德怀检讨自己对高岗攻击刘少奇的一些不寻常的言语，没有及时“向主席和中央汇报，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基于上述，彭德怀对“高彭联盟”，“彭高联盟”的说法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认为与事实不符。他以沉痛的心情向中央申明：
以上我同高岗来往的经过和谈话，是抱着以对党忠实的态度来回忆和写出来的，自问是真实的，可以作为中央对这个问题分析的参考。再者，揭露高饶反党联盟的是陈云同志，他可能了解其中底细，因此陈云同志是最好的见证人。邓小平同志是第一个到我处谈高饶联盟问题的（关于邓小平找彭谈话的情况，彭德怀回忆说，在高干会议结束前一两天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来到我处，即提出了高饶反党联盟问题，问我的看法怎样？我当时就把高岗近来的大概情况如实告诉了邓小平同志。），看我当时是否将高岗的言论和行动向邓小平同志作了如实反映的？而且在高饶反党联盟未被揭露以前，主席外出时，我就反对书记处工作轮流主持，而同意少奇同志主持，这也可以说明我究竟同高岗有什么关系，事情也比较明白。
笔者所以引用如此多的文字，目的是要还彭德怀这位从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功勋卓著，一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共和国元帅一个政治上的清白。弄清这一历史事实，也向人们表明中共历史上的党内斗争，教训多多。
（责任编辑 萧徐）
五十年代历史学家的命运·王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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