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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支持女学教育
李叔同的好友杨白民在上海创办城东女学，并办有一份颇有社会影响的校刊《女学生》。该刊于1910年创办，由杨白民亲自任编辑。
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就与城东女学的刊物有了接触。1907年农历二月十日，李叔同在东京致函杨白民：“谨启：屡承惠学报，课暇披阅，至为忻慰，敬谢敬谢！嘱写之件，月内当寄奉左右。匆匆。白民先生弟哀顿首中二月十日”信中所指“学报”，当指城东女学的某种刊物。因未指明刊名，具体为哪份刊物不详。但在他留学回国前，就已经在《女学生》上发表文章。在1910年4月《女学生》的创刊号上有李叔同《艺术谈（一）》；1911年4月在《女学生》上发表的《艺术谈（二）》；1911年7月又在《女学生》上发表了《艺术谈（三）》。这些文章，应该是专为城东女学的学生而写的。同样是在《女学生》的第3期上，还刊登了李叔同的一篇题为《释美术》的文章，并注“来函”。文章再次以详尽的事例阐述了“美术”与“手工”的区别。
1912年春夏，李叔同任职于《太平洋报》后，他也在报上对于城东女学有了更多的关注。李叔同在《太平洋报》创刊的第一天（1912年4月1日）就在副刊“文艺消息”栏中发表了新闻稿《城东女学制作品》：“南市竹行弄城东女学，杨白民先生独力创办。其学科成绩卓然，占上海女学第一位置。即所作各种美术品，亦精妙古雅，冠绝侪辈。如刺绣之琴联、屏条等，尤为学界同人所称许。又，城东讲习会会员诸女士，工书法者极多。所书之对联匾额，悬列四壁，每为专门家所赞赏云。”1912年4月16日，李叔同又在《太平洋报》上刊出《孟俊女士书法》。以上二文，一则将城东女学的学科成绩列上海女学的第一位；一则将孟女士的书法视为中国新生代的绝佳代表。实可谓推崇之极。
李叔同曾在城东女学任文学课，他居然也把学生的作文选刊在《太平洋报》副刊上。1912年4月8日至5月17日，他先后选刊了城东女学学生的作文，又加了他自己的评语。他说：“南市城东女学讲习会员皆于国文深造有得……”又说：“城东女学讲习会开办仅数月，成效斐然可观。校长杨白民君，热心教育，于此可见一斑云。”1912年4月25日，他在报上发表《城东女学国文之一斑》，按语说：“城东女学国文屡介绍于本报，昨又以数篇见示。持论奇警，说理精激，是真能发挥城东特色者。”5月17日，《太平洋报》再次刊出《城东女学国文一斑》，并刊出长诗一首。李叔同在《太平洋报》上刊出城东女学的消息还很多，诸如《平明会》《城东女学第十次游艺大会之先声》《城东女学书画研究成绩展览会》等。李叔同也为城东女学刊登招生广告，又登出《城东女学制品出张部的广告》。
可以想见，如果李叔同继续在上海办报，他必将会一直以全力支持杨白民的办学，并给予城东女学以巨大的助益。另一方面，城东女学也以李叔同为荣。《民国日报》在1918年7月18日（即李叔同即将出家之时）报道过城东女学的音乐会，写道：“南市竹行弄城东女学于阴历本月二十七、八、九三日开音乐会。兹探悉，内有演奏乐器，如西洋音乐大家比都文、哈特、克莱孟脱等所著之《沙那梯尔》《沙那太》《罗思毒》等名曲，均经音乐家李叔同先生选世界名曲，编撰歌词。并有胡朴安先生编歌、刘质平先生制谱，末演惨剧《亡国恨》，中述朝鲜亡国痛苦，言文歌词，慷慨激昂，纯以乐歌为主云。”可见，李叔同与城东女学的关系实非一般。
（责任编辑 萧徐）
彭德怀对“高彭联盟”的申诉·林蕴晖
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因上书毛泽东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这一冤案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得到平反。但是，彭德怀与1955年被定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关系却一直未得到澄清（有关“高，饶反党集团”的来龙去脉，请见拙作《国史札记——事件篇》2008年8月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谈到“高，饶问题”时说，高岗“有四个大区的支持”（指东北是高岗自己，华东有饶漱石，中南有林彪，西北有彭德怀），这就暗含着高岗当年反对刘少奇的活动得到了彭德怀的支持。当然，这个说法的第一人并不是邓小平。事情要追溯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当时，毛泽东在批彭德怀时，就曾说：“高饶集团是在1953年嘛！形成这个集团的时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间，1951至1953年三年形成的。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287—288页）此后，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不能为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平反时更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
众所周知，1962年6月，彭德怀为了对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种种罪名进行辩诬，曾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上送了一份长达82000字的申诉书（后被称为“八万言书”，“翻案书”），内容分为五个部分：“关于庐山会议问题”；“关于高饶联盟问题”；“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我的历史过程及其几个问题”；“关于军事路线问题”。1993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传》的第681页中说：“这封长信，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分内容已于1981年12月整理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披露。”而正是这个涉及“高彭联盟”甚至是“彭高联盟”的部分未予收入。为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将彭德怀“八万言书”中关于他与高岗交往的过程摘抄于后：
第一次是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进行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高岗以中共中央军委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高级干部会议，会后，高岗在与彭谈话时，突然把话题转到彭真在东北犯错误的事，紧接着说彭真“是接受了少奇同志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幻想国民党不会进攻，以后国民党进攻了，又幻想抵（抗）一下就会和平，这就完全陷入被动”。彭回应说：“少奇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论‘和平民主新阶段’讲过了一点份，有时也有一点偏。”
第二次是1952年4月底在沈阳，高岗向彭“说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是如何接待他的，又说斯大林怎么拉他看电影，还说‘斯大林是不喜欢刘（指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