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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教者们难以摆脱人生的困境，但向往爱、和平、自由的思想，敢于直面现实的精神，是永存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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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人生体验与悲剧意识，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又一特征。十九世纪的西方作家们，以自我和社会的认识，变得较为成熟了。他们不再盲目随从某种既成的观念，而是为人生而写作。有些作家，是在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后才提起笔来的。这些作家，很少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是在用生命书写着人生的轨迹。
著名的小说大师巴尔扎克，年轻时十分清贫。他早期写作，一直有功利性的一面，因为他要靠写文章而糊口。他曾兴致勃勃地从事商业活动，可是他失败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前，他的计划一个个化为泡影。于是不得不靠借债生存，他一生始终没逃开债务的纠缠，贫困、痛苦使他真正体味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带来的压力。
这就是为什么在读他的小说时，你会感到那么深刻，那么形象，那么动人。在对形形色色的商人、投机者、小市民的描写中，他是十分冷酷的。他从这些人的日常生活里，看到了人类的悲剧的一面。他在小说 《结婚的生理学》中，曾对婚恋生活进行了无情的揭示；《驴皮记》中，则对法国社会的腐败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他的代表作 《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所描绘的社会畸形的形态，无不给人以震动和启示。创作是人生阅历的流露。巴尔扎克把他在生活中所感受的一切，都告诉给了人们。他毫不保留地书写着自己的思想，他的感受的深度，已使后来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学到了许多的东西。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早年的生活也很苦。他十五岁就开始了小职员的生活，对下层社会感触很深。后来，他当了一名新闻记者，更广泛地了解到英国的社会现状。他从不把自己关在书斋中，而是敏感地观察社会生活。他侨居外国以后，也一直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是一名很有道德感的作家。狄更斯在经历了社会的变故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在《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艰难时世》等作品中，毫不掩饰自己对社会的失望。狄更斯十分无情地推倒了一切神话，他的作品都染上了一股冷气。在幽默、嘲讽、批判之中，处处闪烁着他个性主义的光芒。狄更斯的个性体验，是独具特点的，他给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带来了一股旋风。瞒与骗的文学，在他那里是没有市场的。
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反对一切虚假的艺术感受。他们的创作无不是生活最真切的反映。俄国小说家契诃夫的惊人的艺术成就，也是与他的经历分不开的。他的祖先曾是农奴，父亲是一个杂货铺的店员。他的家境一直不好，很小的时候就尝到了破产的痛苦。契诃夫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后来从事医生的职务时，他对民生的饥苦了解得更多了。1890年，他被沙皇政府流放到库页岛上，后来，又多次参加过反沙皇的社会活动。这一切成为小说家日后写作的重要源泉。契诃夫的小说创作是真实动人的。他十分敏感于生活细节，在平凡的小事与小人物那里，看到了社会的大悲剧。生活处处布满了陷井，苦难的俄罗斯已失去了百姓的欢乐。他的《第六病室》、《套中人》、《带狗的女人》等作品，既是对社会的写真，也是他自我情感的表现。契诃夫和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生活之中，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合理性，并把这个社会的必然衰亡的趋势，展示给了人们。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拒绝离开生命体验的个性扩张。作家们相信现实的感受，以自己的感受为依据来评判事实。人间绝不是一个天堂，生活往往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巴尔扎克以来的作家们共同认识到的现实。因而，这些作家既表现了对社会的失望也表现了对人自身的失望。虽然，这种失望不像后来的现代主义那样极端，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把人生的悲剧推向了一个极致。它的悲观的，甚至带有宿命的哀叹，是很具有美学意义的。
无论是英法作家，还是俄国的作家，他们一致表现了生命的苍凉感。命运是多难的，人一直被社会力量扭曲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对人生黑暗最深切的体验者。他的小说《穷人》、《同貌人》、《脆弱的心》、《白夜》、《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舅舅的梦》等，对人生的虚无性的表现，是极为残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写作看成研究人和生活的劳动。他曾狂热地迷恋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主张社会的变革。他的进步行为使他遭到迫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位神经质的文人，在流放其间，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相信，恶的力量深深地隐藏在人性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兽性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堕落、变态、死灭，像瘟疫一样侵蚀着人们。他在小说中血淋淋地展示了俄国人浑浑噩噩的生活，展示了人的矛盾、苦闷、分裂的个性人格。这一切都印下了作家情感体验的历程，他的孤独、感伤、残忍的内省，构成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阴郁的图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省者，而且也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写实者。他揭示了人的内心的潜意识，揭示了隐藏在人表象世界后的某种本质。应当说，这种人体的体验，加深了人类认识自我的程度。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悲剧所显示的冲击力是强大的。这种悲剧，一是体现在资产阶级作家个性主义的破灭上，一是体现在平民的日常生活中。西方的作家，从自身和社会看到了人生的艰难性。斯丹达尔、罗曼·罗兰、屠格涅夫等人，曾成功地塑造了西方个人主义悲剧人物形象，于连、约翰·克利斯朵夫、罗亭等人物，是人的个体与社会对立的产儿，他们的血肉分明的个性、不幸的命运，是西方社会一曲哀婉的绝唱。而在莫泊桑、契诃夫、果戈理等作家笔下，你常常被无名的下层人物的生死所震撼。那些小人物可怜可哀的境遇，是对社会不公道的最有力的控诉。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的死，多么令人心碎，普普通通的人，却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压迫、恐吓，像阴影一样缠绕着人们。在对个人英雄主义的破灭的描写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调子，具有怀疑和感伤的倾向；而对平民的厄运的再现，则体现了作家对生活无可奈何的情感。人生是可怕的，理念是脆弱的，希望是伴着苦痛的。这些作家们几乎在自己笔下的人物中，都看到了这一点。
美的调零，构成了悲剧的特殊效应。在愚昧、保守的势力面前，个人解放往往以失败而告终。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托洛夫斯基的话剧《大雷雨》，是一部催人泪下的悲剧。主人公卡杰琳娜追求自由的愿望，最后还是被压抑下去了。她多么爱鲍里斯啊，可是周围的一切，却阻挡着她。为了真正的爱，为了没有泪的幸福，她终于战胜了自己，与情人鲍里斯相会了。但在旧道德、旧势力面前，她的力量实在太有限了，她找不到一点可以生存的空间。婆婆卡巴诺娃狠毒的目光，世俗的无形的手臂，把她推上了死亡之路。主人公渴求自由的心灵是动人的，但她的不幸最终使人感到，个性解放的路是漫长的。澳斯托洛夫斯基在这个故事里，暗示了自我超越精神的神圣性。尽管美好的东西被破坏掉了，但是，它毕竟是“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在对个人主义者的思考中，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乔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等，是有典型性的。他们与《大雷雨》中的卡杰琳娜比，有着优厚的条件，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说，这些人在思想上是有独立意识的。可在现实中，他们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是语言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在思想上，他们好像通晓万物，可在实际中，他们连一点改变世界的能力也没有。这些被文学史家所喻为的“多余的人”，陷入了更深的困境里。这些人的悲剧，是知识分子弱点的表现。作家们在自己阶级的行列里，发现了可怕的病症。他们在这些矛盾的人物那里，流露出了一种深深的失望。
如果说，对知识者的失望，是这些文学家的内心冲突的结果，那么，在普通人的“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