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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是温和的。他早期创作的《哥萨克》中，情感是平静、田园式的。即使在史诗般的《战争与和平》中，那洋溢着人情味的主人公们，无不体现出托尔斯泰式的激情。托尔斯泰相信，人性中的美质是与生俱来的；也相信，人是世间最宝贵的存在者。当1861年沙皇进行改革的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感受到“恶”在深深地侵蚀着人们。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看到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弱点，意识到社会行为的某些虚伪性。而在《复活》中，则看到了道德沦丧的苦难。托尔斯泰希望用赎罪的方法，来拯救自我，用宗教式的神喻，来唤起人的觉悟。应当说，这是十分动人的。可是，托尔斯泰的仁爱精神，在这里隐入了矛盾中。聂赫留朵夫的自我忏悔，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在社会上，罪恶只靠反省是不能简单消除的。但托尔斯泰一直认真地坚持着自己的乌托邦精神。他反复告诉人们：“勿以暴力抗恶”。善良、柔软的劝告，在他作品的空间久久回荡着。他的同情，他的希望，构成了作品动人的乐章。
显然，以托尔斯泰等人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其作品的成功，不仅在于反映现实的深刻方面，同时，也在于其人道精神的深刻方面。托尔斯泰心灵中一直有一块“圣地”，它是人类最崇高境界的产儿。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信念，不免带有幻想的一面，可正是这幻想的东西，成为人类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托尔斯泰以这种人道的尺度，无情地嘲讽了上流社会污秽的生活。他的写作从来不是轻松的。他在作品中总是不断向读者们提出诸种社会问题：妇女问题，道德问题，信念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都闪烁着他仁慈的爱。他相信人类具有普遍的爱和同情心，也相信人可以在道德上进行自我超越。所以，对托尔斯泰来说，他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把生活的原来面貌展示出来，让人们了解恶的力量的可怕性；二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宣扬自己的道德说教，写作意味着促进人类的友爱。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的使命是把 ‘人类的幸福在于互相团结’这一真理从理性的范畴转移到感性的范畴，并且把目前的暴力统治代之以上帝的统治，换言之，代之以爱的统治，而这对所有我们这些人来说，是人类生活的最崇高的目的。”托尔斯泰是痛苦的，因为他肩负着太沉重的苦难；托尔斯泰也是幸福的，因为他在自己的世界中，找到了一种精神力量，他相信，这一神圣的力量，是任何势力也无法取代、无法战胜的。
和托尔斯泰一样，许多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对自己的信念深信不移。人道主义不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成为生命和写作的一个部分。它甚至成为许多作家与黑暗抗争的唯一武器。翻开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你会发现，西方的作家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向非人性的世界进行宣战，他们的作品流淌着生命的血液，具有着非凡的力度。裴多菲、海涅、易卜生、莱蒙托夫、普希金、涅克拉索夫……这些作家的名字，可以说已成了人道主义文学的同义词。
十九世纪匈牙利杰出的诗人裴多菲，在短短二十六岁的生命之旅中，写下了大量热爱和平、自由的诗句。其中《勇敢的约翰》、《民族之歌》、《使徒》、《致十九世纪诗人》，在社会上的影响是深远的。《致十九世纪诗人》这样写道：
假如从那丰满的蓝子中，大家都能一样地采取；
假如在权利的桌边的座位，大家都能一样的占据；
假如精神的光也一样地
把所有房子的窗户照遍：
那时我们就可以说：“停下！”
看哪，这儿正是迦南！
裴多菲的诗是追求光明的象征。他用燃烧的心，将民主自由的圣火，点燃起来。诗中迷人的境界，是与他高尚的情操分不开的。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与裴多菲一样，是一位深切的人道主义者。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他没有一点的消沉，而是对革命给予了极大的同情。那道《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以奔放的旋律，唱出了在逆境中寻找解放的歌声：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望你们坚持着高傲的忍耐的榜样，你们的悲痛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志向
决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
灾难的忠实的姊妹——希望，正在阴暗的地底潜藏，她会唤起你们的勇气和欢乐，大家期望的时辰不久将会光降。
爱情和友谊会穿过阴暗的牢门，来到你们的身旁，正像我的自由的歌声
会传进你们苦役的洞窟一样。
沉重的枷锁会掉下，黑暗的牢狱会覆亡，自由会在门口欢欣地迎接你们，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在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反抗诗人的个性品格，也可以看出人道主义在当时的力量。假若人类没有神圣的精神存在，世界将多么灰冷！普希金在诗的世界里，一贯呼吁着自由的到来。
《致恰这也夫》曾以焦虑热情的心情写道：“相信吧，同志：她即将来临／那极其迷人的幸福的曙光／俄罗斯将从睡梦中觉醒／而在那专制暴政的废墟上／一定会写上我们的姓名。”普希金等作家不满意生活卑琐，他们在历史的杂音中，寻找着和谐；在丑陋的物欲世界里，寻找着圣洁的情感。他们不随波逐流，自始至终保持人格的独立性。丹麦伟大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在他的写作生涯里，很注意作品的教育意义。他的童话作品一直注意挖掘下层社会人们的善良品德。他的友善的态度，和蔼的目光，动人的语言，在作品中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显示了爱的力量。《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是他博爱精神的产物。读着这些美丽、感伤的童话，你会发现一个诱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对黑暗的反叛，是对光明的期待。安徒生把社会的不平等，把人的正义精神，都写在了作品里。丹麦的文学由于他的存在，而被世界所广为瞩目。上述这些作家，除了表现出资产阶级叛逆者的个性外，更主要是反映了人类共有的本质，共有的美感形式。人类之爱虽然是抽象的，但这确实是一切具有美的情愫的人共同追求的目标。虽然永久不变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但人类追求共同幸福的幻想，是不会随一个社会的消失而消失的。资产阶级作家们一再高扬自由的旗帜，其目的就在于铲除一切违反人性的社会存在。巴尔扎克在塑造资产阶级诸多人物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人性价值失落的一面，也看到了这非人道社会必然灭亡的一面。其实，他对新世界的希望，是隐藏在对现存社会的失望中的。他所以一再写人的丑陋、可怜的一面，恰恰在于，他在不断呼吁一个健全的人道世界的出现。
西方社会的优秀作家们，在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传统里，学会了怎样去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如果没有人道主义的批判意识为支柱，就不会产生如此深广的影响。一个阶级社会一旦失去人性中的美好的一面，它的末日就为期不远了。奴隶社会是这样，封建社会也是这样。西方的资产阶级作家，在他们本阶级的病态中，领略到了这一历史的足音。这时候，当他们唱起人道的圣歌时，他们的感情是多么复杂啊！
所以，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具有道德感的社会良知。在巴尔扎克那里，人道主义的旋律是悲怆的，他把人在社会中被异化的现象，生动地告诉给了人们。他在平凡的事件、平凡的人物中，发现了人的非道义的一面。社会的商业化与人的关系的金钱化，造成了人性的沦丧，巴尔扎克深深地感到，这是人类的大悲哀。恩格斯说：“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与巴尔扎克不同，托尔斯泰的乐章是沉郁、神异的，他逼真地刻画了社会生活的时候，也把他珍爱的梦想外化出来。托尔斯泰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最伟大的说教家，他的忘我的布道行为，他的拥抱人类理想的献身精神，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新的高峰。这既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也是人道主义在艺术上的胜利。尽管人道主义不能根本解决社会的矛盾，尽管人道主义的宣教者们难以摆脱人生的困境，但向往爱、和平、自由的思想，敢于直面现实的精神，是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