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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30 年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市场完全自由化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成功了。但是在泰国、菲律宾和印尼，虽然西方的政体在这些国家成功了，但是，经济没有上去，民生倒退了。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承认美国掌握世界的未来权力；承认西方价值的普适性；弱小国家要向西方借钱，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上屈从西方，如实行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为西方的利益集团服务。这是一种过时的西方至上情结。华盛顿共识导致很多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如玻利维亚、阿根廷、墨西哥、秘鲁、苏丹、尼日利亚、赞比亚、乌干达、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国。华盛顿共识带来了食品、能源的价格飞涨，引发群众的暴力抗议。结果，军警残酷镇压。华盛顿共识失去了合法性和吸引力。而中国模式打破了这个范式，中国的成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选择。
从这一点上看，科学发展观的重庆实践具有全球意义。
世界上没有一个万能的、普适的钥匙能解决所有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其不能再保障广大人民的生活幸福，就失去了合法性。重庆的改革不是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减少公共领域的支出，如减少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权力的投入，废除政府的补贴。削减政府公共支出、减少政府赤字，这将会严重影响重庆山区、库区的脱贫和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世界银行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没有实现其设想的经济增长，而重庆实现了。今天解决世界问题不在华盛顿、布鲁塞尔，而正在移到新的经济中心，如北京、上海、重庆。
早期殖民时代，欧洲国家在启蒙的旗帜下，到非洲和东方国家来，推行欧洲模式，但更多的是一种经济上的掠夺，而没有给非洲带来什么好处。同样，20 世纪50 年代的苏联模式也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今天，中国不再躲在别人的模式话语后面求发展，正在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由于不断增长的国内资源需求的制约，中国需要的是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而中国的社会稳定又取决于民生的改善。重庆提供的经验是，国企的红利为政府提供了改善民生、提高公共投入、增加就业、建公租房的资金来源，把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提高到新的水平，从而赢得了广泛的民心。民生质量指数和人民尊严指数高了，群体上访和社会抗议压力就小了。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生工程。现在中国的粮食产量已达5。2 亿吨，是1949 年的4 倍；猪牛羊肉5300 万吨，增长了6 倍；水果1。9 亿吨，人均达145 公斤，增长了20 倍；服装产量超过200 亿件，化纤、布匹、尼绒均居世界第一；洗衣机、彩电等210 多种消费型工业品产量也是世界第一；2009 年，汽车产量1300 万辆，手机用户7。8 亿，都是世界第一；电脑1。8 亿台，占全球一半；互联网用户3。8 亿，超过美国与日本的总和。普通高校在校生已超过2800 万，居世界首位。薄熙来说，“这些数据说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而且已经发展起来了，晚清时的屈辱早已远去。讲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有硬邦邦的民意基础和事实根据，在全国人民中，我们党的公信力实实在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足以自豪！尽管还有议论，还有负面的看法，但凡是客观、公正的人静下心来看看现实，都会认可我们党为中华民族做出的历史性的贡献”。
2010 年6 月，盖洛普公布2009 年全球民生指数为， 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为91％，高于87％这一全球平均比例。美国2009 年民众受尊重比例为89％，加拿大和墨西哥比例为93％。怀默霆最近出版了《社会火山之误解：当代中国不平等和分配不公的认知》。怀默霆2004 年对中国的普通百姓展开了一个系统的全国性调查，直接问他们对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的个人感受：中国公民对当前的不平等越来越愤怒了吗？改革时代的“失败者”，比如农民们是否特别生气？民粹的愤怒会导致中国的政治不稳定吗？这项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人比别国的公民，例如西方国家公民，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的发展态度更积极和乐观。弗朗西斯·福山在2009 年9 月号《中央公论》上的一篇专访（《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中说，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中国今后的民主法治建设不大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基层官员腐败等具体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历史终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
三、在世界观念市场推销“重庆实践”
当前经济学家争论，如果还会发生经济奇迹，下一个经济奇迹会在哪里发生？重庆实践所承载的中国模式是否可以复制？或者是可持续性的吗？
2010 年6 月《福布斯》杂志发表的题为《中国还不是超级大国》的文章写道，“不存在人们热烈追求的中国模式这种东西”。“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事实证明可以经历长期考验的经济模式。”
今天西方的主流思潮是，未来的经济增长奇迹将发生在墨西哥、巴西、土耳其和印度这些鼓励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里。而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将会经历增长放缓或者进入不景气。
西方学者相信，一个鼓励科学和创业的国家，不论有没有平等，都会繁荣起来。因此，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将会成为未来世界领袖。威权国家仅仅是在追赶阶段取得快速增长，一旦一个国家接近技术前沿，这个国家不可能以拷贝别国发明来求得增长。这个国家只有鼓励自由的创业精神，只有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拥有一个民主的政权，才能持续增长。
但是，波波夫说，这种基于创新的增长还有赖于实证研究论证。至少通过考量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专利发明，发现这些国家都在超过或者快速赶上美国。中国国家专利局已经取代了欧洲专利局，成为世界上批准专利数的第四大专利局（世界四大专利局依次是日本、美国、韩国和中国）。早在60 年代，人们在讨论未来的经济奇迹将发生在哪里。有人下赌注说，将发生在自由、民主的印度和拉美国家；另有一些人说，将发生在中央集权和政府干预严重的东亚国家；甚至还有人说，将发生在共产党国家。波波夫说，“我们无法确定未来的经济奇迹将发生在哪里。但是，如果中国的国家能力在改革中逐渐被削弱，中国转型到了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高速增长将会结束。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模式将不再那么特别了”。
一个大国应该是在思想与意识形态、经济体系和军事实力方面都取得支配地位的国家。
美国依然在竭力推行着普世理想———自由和民主。如果中国人自己没有明确的价值观，就很难影响世界。在苏联东欧解体后，学术界认为，中国进入一个利益多元、多样和多变的社会后，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意识形态最为淡漠和混乱的国家。
中国各级党和政府组织、社会各个阶层需要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旗帜下尽快形成一种凝聚党和人民关系的新的认同和理想———建设人民幸福生活的家园。薄熙来指出，“改善民生，既是我们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始源和归宿”。民生导向的重庆发展模式树立了党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心。
科学发展观的重庆实践正在探索着新的发展方式，这个实践不仅适合中国，更有望通过重庆经验与浦东经验、深圳经验等各地的经验有机组合在一起，共同实践并创造“中国模式”。通过深圳、浦东和重庆的经验，人们看到，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自由民主和人权方面不是只有充当西方国家学生的角色。中国这样一个西方人眼中的古老东方国家，有能力通过自己成功的实践来科学定义价值观，也能成为世界发展新模式、新制度和新标准的制定者和领导者。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欧洲的思想观念带进了国际观念市场。美国的软实力来自美国思想观念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