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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在2010 年6 月举行的重庆市委全会上说，“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是土地革命，当年毛主席搞土地革命，唤起工农千百万。革命成功了，人民政府还要解决好群众的住房问题，这也是几千年来人民的向往，杜甫就曾说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民生四大要素‘衣、食、住、行’，现在重中之重是解决住房问题。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要给中低收入的群众盖房子”。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强调美国模式的普适性抢占道德高地。作为中国大政战略一部分，中国必须通过营造自己的发展模式，建设自己的道德高地。没有中国模式，等于中国共产党退出道德高地。井冈山、长征、延安、红岩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高地。延安、红岩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高地，不仅是中华。
重庆不仅要建内陆开放高地，也要建内陆道德高地，重新在群众心中点亮中共的核心价值和品牌———为人民服务。重庆“唱红打黑”高举核心价值的和公平正义的大旗。“唱红”继承延安、红岩精神，用最少的投入，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重新获取群众对党的信任，壮大拥护党和政府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不仅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更从思想意识根源上巩固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
“唱红打黑”强调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是国泰民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最重要的保障。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和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要求，不仅是维护经济权利，还要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有更强的能力保护并且增进公民在安全、人权、福利、就业等方面的权益。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这个职能和权力，它就完全失去了合法性。通过打黑，确保社会安全、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促进民生改善与政治稳定。
重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通过追求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
当前，对共产党执政最大的不满是腐败和房价。重庆打黑是在民众的支持和舆论的推动下，以体制内的力量为主来惩治腐败，并通过内部改革和制度创新来建立制约和监督机制，从而达到根除腐败的目的。重庆的打黑行动表明，在现行体制内治理腐败是完全可能的。这对于正被腐败困扰着的中国改革来说，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关系到中国未来改革的走向。
打黑除恶不仅对于百姓安居乐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进一步诠释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新实践是一幅有前瞻性的蓝图，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实践依据，为社会多元条件下如何凝聚各方力量，进行了政治探索。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3。 中国国家能力的优势
俄罗斯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波波夫问：中国今天的经济模式与西方的经济模式究竟不同在哪里？中国的经济既不是中央计划的，也不是国家所有的。中国75％的GDP 来自非国有和私营经济。这跟西方没有区别。中国政府占GDP 的开支不足20％，比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低，也低于处于中国同样人均GDP 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教育、医疗都不再是免费，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在加大。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经济模式真的有一种继续增长的魔力吗？
波波夫在他最近的文章《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独一无二的品种吗？》中写道，中西方模式最大的不同是国家行政能力的差异。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国家行政能力方面，尽管从人均GDP 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从国家行政能力看，中国更像一个发达国家。如果把中国跟今天的与中国人均GDP 相同的发展中国家比，或者把中国跟100 年前与中国人均GDP 相同的发达国家比，将彰显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来。
国家行政能力又称国家制度能力，指的是政府实施政策与执法的能力。有很多主观的指数，如腐败、法制、行政效率等，被用来测量国家制度能力。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些主观的指数具有偏见性，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运行状况。衡量国家制度能力的客观指标应该是凶杀案与黑社会经济。坡伯甫通过研究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料发现，中国在这两个指标上，都是发展中国家最低的。在2002 年，中国每10 万人凶杀案是3 起，欧洲和日本是1—2 起，美国是5 起。中国更像一个发达国家。只有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有这样的凶杀犯罪率。今天，拉丁美洲、撒哈拉南部非洲、前苏联地区犯罪率高。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成功实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国家能力。日本新任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说，虽然长期以来被视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因素”， 但实际上这一“弱势”已经转变为“优势”。“优势”的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权力。通过支配土地、国民、企业、金融和市场等要素分配行使这一权力，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还投入巨资让大型建筑公司、通信公司和铁路公司承建公共项目，以迅猛之势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民主国家在决策之际必须通过议会进行磋商，而中国共产党无须经过这一程序。由于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权力，可以保证政策得以迅速实施，其速度之快远非民主国家所及”。
波波夫认为，为什么经济自由化在中国成功了，而在苏联地区失败了？这是因为苏联地区在转型过程中破坏了国家制度能力———社会主义的宝贵遗产。而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保留了这份遗产。1979 年中国的市场改革带来的中国经济的高度增长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 年后，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政府。这个高效的政府是中国过去几百年间都不曾有过的。比如，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在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北京政府在统治中国各地的执法和行政的效率超过秦始皇或者他之后的任何中国朝代与政府。在19 世纪，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仅占GDP 的3％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是12％）。
在国民党政府期间，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到了GDP 的5％。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毛泽东留下的政府财政收入达到了20％。20 世纪70 年代，中国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影子经济几乎不存在。1985 年透明国际估计，中国的腐败是发展中国家最低的。
同样的是，中国不法的影子经济不到中国GDP 的17％ ，低于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
在发展中国家，影子经济占GDP 的40％，甚至60％，比如越南、伊朗、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
4。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重庆按照科学发展观走出的新路，不仅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展示，而且终结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近年来，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中国政府沉着应对，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重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而在世界舆论中引起了对中国模式更加密集的关注和讨论。学者吴旭说，“这一次全球化解套的过程，也意味着‘美国模式’统领全球的地位正在走向终结。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其模式的溃败和消失，而是指其政经模式本身所具有的创新和带动力出现了衰竭的迹象”。人类发展史本来就延续着波浪式逐级推进的过程。而中国的成功也有其历史逻辑的合理必然性。
上世纪30 年代资本主义危机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的选择，成为世界其他国家追随的发展模式。冷战结束后，西方的价值观被《历史的终结》作者称为终极的、普适的模式。
许多国家开始拥抱西方政治经济模式。但是2007 年后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促使人们关注中国模式的崛起，发现中国的持续增长、中国的复兴之路、中国成为全球大国，不需要改变政权，不需要改变主流意识形态，依靠的是政治稳定、社会保障、民生质量持续提高。重庆的“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度过了经济萎缩，而且还享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30 年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