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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的人，这个自由意志的主人，这个行使主权的人，他怎能不意识到自己比所有那些不能许诺，不能为自己辩护的人都要优越？试想，他激发了多少信任，多少恐惧，多少尊敬？——他“理应”被人信任、惧怕和尊敬。再试想，这个能够统治自己的人，他怎能不势所必然地去统治周围的环境、自然，以及所有意志薄弱、不可信任的人？〔19〕
“超人”是尼采哲学的又一个核心概念。但“超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则不易把握。而且尼采自己的表述亦是多种多样，既有直白，又有隐喻。刘小枫博士认为“超人”犹如柏拉图的“哲学王”，亦如中国儒家所尊崇的“圣王”，既有最高权力，又是最有智慧的人，相当于文明社会的极权统治者。
其实，尼采的学说是独特的，其理想人格既不同于“哲学王”，亦不同于“圣人”。“哲学王”以智力取胜，“圣人”以道德名世，而“超人”既反知性，亦反德性，凭借的乃是生命力的强盛。更为重要的是，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中国的儒家，都把人世间的事务同天意或理念、规律等相联系，认为“圣人”或“哲学王”之所以具有权力的合理性，乃是由于他们具有通天的本事，或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或能知晓万物之理念，世界变化之规律。而在尼采的哲学里，天意、理念、规律之类的东西都是批判的对象，更不可作为权力的合理性根据。他的“超人”所超越的，正是理性与道德。在“超人”的王国里，一切都是按意志的强弱决定的。“超人”之为“超人”，就在于他或他们有非同寻常的意志，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精神。他顶天立地，惟我独尊，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不企求任何的社会认同，只是照着自己的意志勇往直前，无所畏惧；他也不强行要求别人怎么做，但由于他的英雄品格又决定着他必是众人的首领和楷模。在他这里，一切都是自然的、本真的。他的口号是：“我必是我所是。”在《权力意志》中，尼采对“超人”之秉性的概括是：
一、他无须逻辑知识，但却有“始终一贯的逻辑性”；由于逻辑性的过于冗长，所以他的行为又是非逻辑的，且表现为一种“迷惑性”。这是他的一种天分。凭此天分，他可以蔑视群伦，自以为是。
二、他冷酷、刚强，不假思索，更不在乎舆论；他没有“美德”的概念，也不需要美德粉饰自己；他征服世界，靠的是勇气和力量。如果他不被人们视为尊者，他也不会混同于芸芸大众。
三、他没有同情心，想的只是如何去征服和役使别人；他并非诚实，为着自己的利益，他既可不讲实话，又可玩弄别人。
而且在尼采看来，“超人”绝非某个历史个人，亦非某位神校Ｋ热皇且恢掷硐肴烁瘢敲匆簿鸵馕蹲牛灰哂斜缇瘢伎梢宰觥俺恕薄２⑶宜谷衔缡贝淙槐凰崭窭字饕灏芑盗耍渚袢从衷谀承├啡宋锷砩系靡蕴逑郑缪抢酱蟆⒖觥⒛闷坡亍①滤孤蟮热耍际蔷哂斜缇竦挠⑿廴宋铩Ｓ绕涫嵌阅闷坡兀岵筛裢馔瞥纾浦霸僭斓哪凶雍骸保案叩鹊娜撕涂膳碌娜说谋厝唤岷稀保胺侨撕统说淖酆咸濉薄！ �
在尼采的哲学里，“超人”、“伟人”和“天才”，几乎是几个可以置换的概念。他曾对“超人”作过这样的定义：在过剩的人类中“要出现一种强者，高等种类的人，这种人的产生条件和保持条件不同于普通的老百姓”。而他对拿破仑这位伟人，这位天才型的人物，就是依照这样的定义来评价的，他的天才观亦如此。
我的天才观。伟大和伟大时代一样，是积聚着巨大能量的爆炸物；其历史和生理的前提始终是，他们身上长久地搜集、积累、节省、保存着能量，长久地不发生爆炸。如果紧张度过高，那么，最偶然的刺激足以把“天才”、“事业”、伟大命运唤入世界。……因为拿破仑是另一种人，是一个比法国的发展于蒸汽和戏剧中的文明更强大、更悠久、更古老的文明的后裔，所以在法国他成了主人，在法国只有他是主人。〔20〕
如此看来，“超人”就不是那么神秘而多义了，他无非就是那“另一种人”，即伟人和天才，是一种古老文明的“后裔”，即具有悲剧精神的人。
所谓“另一种人”，尼采是相对于平庸的人而言的。也就是说，在尼采看来，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优等人，另一种是劣等人。优等人是强者，伟人，古老文明的后裔，理当成为劣等人的主人，而劣等人只能作为他们的奴隶。在他的眼里，劣等人都是一些“庸众”、“畜群”、“过剩的人类”。在他看来，“平庸的人就像群畜一样，他们提不出多少问题，也没有良知”〔21〕。这样的人对于世界来说，完全是种负担，理当消灭干净。所以，尼采特别颂扬战争，颂扬凯撒和拿破仑这样的人物。
由于把人类简单地分为优等人和劣等人两类，所以尼采主张等级制和贵族制，以及“自然的奴隶制”。不过，他的等级制是很有特色的，既不同于印度的种姓制，亦不同于西欧的封建制。而且他也不同意柏拉图“金银铜铁”四等级的说法。在他的理想社会里，只有两个等级：主人种类和奴隶种类。他的社会结构和公式非常简单：“发号施令者就是发号施令者，服从者就是服从者。”〔22〕
由于主人种类是“古老文明的后裔”，是天才和“超人”，所以尼采主张应该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和特权，这种人，既可为自己立法，又可为他人立法。在他们身上，权力意志同法是一体的。他们怎么行动，都是高贵的，合理的，人们无权对他们要求什么，更不可用群畜道德去规范他们。
要求强者不表现为强者，要求他不表现征服欲、战胜欲、统治欲，要求他不树敌，不寻找对抗，不渴望凯旋，这就像要求弱者表现为强者一样荒唐。〔23〕
尼采的政治哲学的宏旨是为了“改善”人类，培植高等种族以便使他们成为“地球的主人”，并认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地球的命运”。于是，他的民族主义的褊狭情愫也就显得高尚起来。在此“崇高”的目的之下，他要求“庸众”为“主人种族”作出牺牲，即“完美化就在于产生最强有力的个人，占绝大多数的群体将成为他的工具”〔24〕。他甚至认为，为了这一目的，战争是最佳的实现途径。拿破仑等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善于利用“庸众”的牺牲来成就自己的事业。
人们在凯撒和拿破仑这样的天才那里可以感到他们“索然无味”的艰苦劳作，为此就要有人的牺牲。假如有一线可能，那么高等人的未来就位于这个轨道上：既要承担重大的责任，又不因此而折毁。〔25〕
正因为尼采所考虑的是“地球的命运”，忧虑的是德意志民族如何才能成为“地球的主人”，所以他对于公民的自由与权利问题非但不予考虑，而且极力予以批判和诋毁，因为他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是水火不容的。自由主义保护的是“庸众”，是尼采眼里“过剩的人类”；而尼采的民族主义则恰好相反，他不但要奴役“庸众”，还要让他们在地球上消失掉。所以，他对近代以来的平等、自由、权利、民主、博爱等等理念，都深恶痛绝。其对基督教和传统道德之批判，亦是出于此种目的。比如，他认为基督教的最大要害乃在于“幸福的大门始终对低贱者和穷人开放”。〔26〕又如，他反对宗教和世俗道德的博爱思想，就在于他认为：“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27〕
总之，尼采的哲学看似谈人生，谈价值，谈哲学传统，但其用意却全在于德意志民族的兴衰荣辱，在于他那极端的民族主义关怀。他的哲学旨趣并不在哲学本身，而是借助哲学为德意志的军国主义服务。他用“铁锤”作哲学的思考，但这把“铁锤”所要砸碎的真正对象却是他眼中“剩余的人类”。虽然“铁锤”所及，旧的价值大厦发生动摇，但这只不过是尼采的前提性工作，他的哲学是为政治学服务的。因为价值不予重估，德意志民族就很难如尼采所愿：回到英雄时代，以及由此而成为“地球的主人”和主宰“地球的命运”。
从此意义上看，尼采实在算不得伟大的哲学家。
注释：
〔1〕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一文发表后，引来张远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