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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家的尼采，更不能容忍。在他看来，德国是欧洲的“偶像”，是全欧的英雄主义之象征。而现在，“德国愈益被视为欧洲的窪地（flachland）”，被人看不起。过去，文化的重心在德国；而现在，“重心转移”，由德国转到法国，“无论何处，人们都已经知道：在主要的事情（这始终是文化）上，德国人不再值得一提”〔10〕。
爱之愈深，恨之愈切。这句话用在尼采的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正因为尼采对德意志民族那种“高贵精神”的百般爱恋，才使得他对当时德国的思想界和教育界百般挑剔，并由此而推及到对西方思想传统的总批判。也正惟如此，他又同时对德意志民族寄予着希望，认为只要德国人能够按照他的思想，回到酒神精神，德意志民族定会有重振雄风的那一天。因为“生长于野蛮而无形式的日耳曼精神”同古希腊的酒神精神原本就是一类的。尼采很是欣赏歌德、俾斯麦的精神气质，称他们“是德意志这个强大种族的典型代表”〔11〕。
然而从总体上说，对于德国人的精神现状，尼采毕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德国曾一度成为欧洲的“偶像”，但现在却是“如此惊人的腐化”。所谓“偶像的黄昏”，其意即此。然而如同任何悲观论者那样，愈是悲观，愈是有一种假想的冲动，即通过一种假想的希望而摆脱自己的悲观心理。此如世人受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奴役而无能为力，就假想一个上帝的存在，希望上帝那双温暖的双手将他们送上天国，摆脱尘世的苦难。尼采的悲观是对德意志民族精神状态的失望，而非对自身人生境遇的不满和无奈，因而其希望也是民族主义性质的，即假想通过一种精神强心剂使德意志民族从麻木、软弱、虚无和垂死的状态中猛醒过来，犹如醒过来的睡狮一般。其实，此种方法并非尼采的独创。古代犹太人创立的犹太教，就是希望有一个全能的上帝能够帮助他们摆脱多灾多难的命运；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纷纷转向佛学，希望佛学能够坚定国民的救国和强国的信念。不同的只是，尼采所借助的不是文明社会的宗教，而是远古时代（即英雄时代）的酒神精神，希望酒神的来临，可以培养起德意志人的英雄气质。也可以说，尼采反对宗教，但他的哲学却又在试图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即酒神教，或曰狄奥尼索斯教。下面这段话，最能看出他的教主情怀：
朋友们，相信我所说的狄奥尼索斯的生命与悲剧的再生吧！苏格拉底式的人已经终结了；朋友们，戴上你的常青藤之冠吧，握住狄奥尼索斯的手杖吧，并且当虎豹们驯服地伏在你身旁并舐着你的脚时也不感到惊奇啊！过着悲剧式的人的生活吧，你将得到补偿。你的命运已注定要跟随着狄奥尼索斯的行列离开印度而进入希腊。以严厉的战斗来纠缠你自己吧，但要相信你的神之力啊！〔12〕
回到英雄时代
尼采试图创立新的宗教，同其他任何教主式的人物一样，亦需对传统思想作一清算，即判教。在他的心目中，有两种社会，两种文化，均以苏格拉底为界。苏格拉底之前，是他心仪的理想社会，即悲剧精神的社会。在此社会里，一切都是自然的：自然的社会秩序，自然的生命力，自然的斗争方式，没有宗教，没有道德，没有国家，强者的意志就是一切事物的法则。而苏格拉底以来，一切都披上了虚伪的外表，人也就在各种思想、教条、规范的约束下，变得苍白而虚弱，谦逊而虚伪。在尼采看来，这二者，前者为文化，后者为文明。在由文化而转为文明的过程中，苏格拉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就是尼采特别仇视和肆意诋毁苏格拉底的原因所在。他称苏格拉底哲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为“苏格拉底主义”。在《看哪这人》中，尼采自称他的《悲剧的诞生》有“两项带根本性”的贡献，一是对希腊人的狄奥尼索斯现象的认识，二是对苏格拉底主义的认识，并且是“首次认识到苏格拉底是希腊消亡的工具，是典型的颓废派。用‘理性’反抗本能”。他称苏格拉底为“魔鬼”，为“病毒”，为第一个敢于单枪匹马向整个希腊世界挑战并敢于向人们“灌注那媚人的迷药”的人。自此之后，人类美好的精神大厦倾颓了，荒废了。
每个时代的西方文明都曾经试图从希腊人的影响下挣脱出来，他们处在一种不愉快之中，因为每次不管他们有了如何的成就，看起来是多么具有独创性及值得衷心赞佩，但只要将它们拿去跟希腊的模式一比较，便显得黯然失色，没有生命力。〔13〕
“苏格拉底主义”是尼采哲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内涵极其丰富，几乎涵盖了人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政治而言，苏格拉底主义导致“个人的幸福被置于普遍的幸福之下”，用制度、法规等等保护平庸的大众，尽可能地扼杀英雄人物和高贵的种族；就国际关系而言，苏格拉底主义奉行世界和平主义，视邻邦为友邦，用一种“博爱”的虚假口号掩盖了国际争斗的残酷现实；就哲学而言，苏格拉底主义使哲学家“成了集体的害虫”，不仅“消灭了幸福、美德和文化”，也消灭了哲学本身，因为它“只是简化事物和使它们庸俗化”；就神话而言，“民族的丑八怪的苏格拉底则杀死了伟大神话在希腊的权威”；就艺术而言，苏格拉底主义将艺术哲学化，即“哲学观念便开始和艺术纠缠在一起了，而迫使后者渐渐向辩证的路子上走”；就宗教而言，苏格拉底主义造就了基督教在西方的传播，而此宗教乃是导致人类败坏最有毒的腐蚀剂；就伦理道德而言，苏格拉底主义为庸人和穷人辩护，是一种最不道德的道德观；就教育而言，苏格拉底主义毒害青年，把他们培养成颓废、虚伪、软弱、没有血气和骨气的人；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苏格拉底主义提倡科学，强调世界的可知性，从而使人类只有知识而无智慧，割断了他们同自然那种原本不可能分割的联系。
正因为尼采将苏格拉底的学说视为万恶之源，所以他的“铁锤”之目标也主要是这位雕刻家的儿子，并公开声言：“苏格拉底与我难解难分，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与他战斗。”〔14〕
然而对于尼采来说，批判传统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的使命不在纯粹的思想史研究，而是为了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或者说，他不是仅仅催化旧事物的死亡，而是为了新事物的诞生。《悲剧的诞生》一书的书名就很明确地道白了这一点。具体说就是，他批判苏格拉底主义、基督教乃至当时德国的文化教育，目的只有一个，即在扫除传统与观念之基础上创立他的酒神教。用尼采自己的话说：“让一切东西破碎吧，还有许多房子得盖起来。”又说：
现在，人们都以歌声和舞蹈来表达他的意思，如同一个高境界团体中的份子。大家忘了如何走路，如何说话，人们只是达于飞舞之境。人的每一个动作都显示了一种喜悦，由着他，唱出了自然力的歌声，这个能力又使得动物能发为言语，大地涌出美乳与甜蜜。他觉得他自己简直变成了神，他的步伐意气扬扬，充满欢欣。犹如同他在梦中新见的神校话恪２辉儆幸帐趿耍约阂驯涑闪艘患帐跗贰Ｓ钪娴拇丛炝ο衷谟伤男纳竦粹校瓜至顺隼础Ｕ馓踔┮唬馕按蟮穆恪！�15〕
这既是尼采所向往的理想人格，也是他着力所构想的理想社会。不论何者，皆有一个共同的词汇，即“自然”。也可以说，尼采哲学的宏旨就是劝谕人们抛弃文明，回到自然状态，颇似中国的老子所说的“绝圣弃智”和“绝仁弃义”。对于此种自然状态的社会，尼采曾在《权力意志》中作过清楚而又详细的描述：
我们的第一个社会更自然些，它是富人的、闲适者的社会，人们你争我夺互相倾轧。性爱是一种运动，是为婚姻消除障碍和发出刺激的体育运动；人们为了享乐而生活；人们优先考虑体魄的健全，人们是好奇的和大胆的。
更加自然是我们对认识的态度；我们具有最天真的精神放浪，我们憎恨庄重肃穆和等级森严的仪式，我们对百般禁止的东西感到赏心悦目。假如我们在通向认识的道路上真有无聊之感，那么我们恐怕就不会知道认识的兴趣了。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道德的态度。原则成了笑柄；敢于妄言自己“义务”的人，不无讽刺意味。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