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欤侥暇┤タ赐�1938年下半年香港结识、并已在汪伪政权任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的胡兰成，希望能给他解决生活问题，胡便安排纪弦在伪“法制局”任秘书一职。可纪弦在 2001年12月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三卷本《纪弦回忆录》中，矢口否认此事，说自己“婉言谢绝”了这份秘书工作。可同是这个纪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从1937年说起——纪弦回忆录之一片断》（载台北《文讯》1984年2月，总第7、8期）中，分明说“在他（胡兰成）那边‘混’了没多久”。可见已到任，只是做了一段时间后，感到不适应又回到上海而已。他在新出的回忆录中把自己美化为“我是一朵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这未免言过其实。事实是：在这两种不同版本的回忆录中，纪弦均坦认自己与大汉奸胡兰成过从甚密。在交往中，他对胡兰成的为人有透彻的了解，两人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这样称赞“胡兰成这个人，文章写得确实不坏，他不但长于杂文、政论之类，而且随笔、小品也很隽永有味；此外，他还具有颇为强大的批评才能”。纪弦在文中举了胡兰成对他的诗作及对张爱玲小说的评论为例。胡兰成用“强大的批评才能”吹捧纪弦，显然不限于纪弦文笔漂亮，更重要的是两人气味相投：无论是政治倾向还是文学观念上，彼此均有惊人的一致之处。纪弦后来虽然“离京返沪不拿他（胡兰成）的薪水了”，即不再为伪政权工作，可是他仍十分感激胡兰成，因胡氏还经常用其他方法在经济上支援他，以至胡兰成在七十年代中期回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讲学而灰溜溜地匆忙收摊时，纪弦还专程到机场去看望他，“互道珍重”。关于这一点，纪弦在新出的回忆录中删去了和胡兰成在台北机场相会这段重要史实。
四十年代活跃在上海文坛的作家除胡兰成、张爱玲、路易士外，还有柳雨生、陶亢德、杨之华、苏青等。北方作家周作人、沈启无、南星等，也常到上海投稿。杨之华（即杨桦）担任汪派《中华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和路易士的二弟鲁宾（又名鱼贝；小说家）相处甚欢。由于这种关系，路易士和杨之华成了莫逆之交，并由此成为该报副刊的一位骨干作者。如他曾应杨之华之约，写过一篇题为《纪念鲁迅》的文章，认为“后期的鲁迅终日为一群左倾分子所包围，所利用，致使其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杂文的写作上去了，这是可惋惜的”。这种观点正好体现了他作为“第三种人”的立场。杨之华拟编一本鼓吹“和平文艺”的《文艺论丛》，路易士则催促他编成出版。另路易士还为汪伪杂志看稿件。杨之华后来还出过一本大型季刊《文艺世纪》，印过一册很厚的《文坛史料》（署名为杨一鸣），内收胡兰成评论路易士的两篇文章：一是《周作人与路易士》，在为周作人写“无聊的小品”作辩护的同时，又为路易士诗作表现的个人主义与颓废倾向，及为人的傲慢作掩饰。二是《路易士》，以胡氏和路易士相识六年之久的了解，为路氏诗作在中国新诗史上定位：“1925～1927年中国革命，是中国文学的分水岭。在诗的方面，革命前夕有郭沫若的《女神》做代表；革命失败后的代表作品，则是路易士的。《女神》轰动一时，而路易士的诗不能，只是因为一个在飞扬的时代，另一个却在停滞的，破粹的时代。”他这样评论路易士的诗作的时代特征，应该说是确切的。此外，胡兰成还这样评论路易士的为人：“……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贫血的，露出青筋的脸，一望而知是神经质的。他那高傲，他那不必要的紧张、多疑、不安，与顽强的自信……”又说：“路易士，你和他谈理论，只能听到慷慨激昂，却往往不知所云。他谈文艺理论，有时候也谈政治，但很少研究，也不想研究，只是在世界上，有他所反对或赞成的东西，如此而已。”“他没有一般人所有的主义，没有宗教，也没有任何生意经，以至于在人间他没有得到一丝温情。这样的人，他的存在，他的理想，简直找不到一个字眼来下一个定义。”这对自称为诗人、也和唐·吉诃德一样自称为武士的路易士的评价，非常到位。它建立在作者对路易士多年的深刻了解上，由此说胡兰成是路易士的知音，是不为过的。时至二十一世纪，纪弦实在不应该再为他昔日好友胡兰成鸣冤叫屈，借用余光中1975年评胡兰成在台湾出版媚日著作《山河岁月》的话来说：“现在非但不深自歉咎，反图将错就错；妄发议论，歪曲历史，为自己文过饰非，一错再错，岂能望人一恕再恕？”这里不妨读《纪弦回忆录》第十六章《抗战胜利后离沪赴台前》的一段：
我记得很清楚，就在胜利后不久，1945年八九月里，上海各家小报和黄黑刊物，就开始对文艺界的名家大骂特骂起来了。北京的周作人、上海的胡兰成，被骂得最厉害。除了南胡北周，他如沈启无、杨之华、柳雨生、陶亢德、张爱玲、苏青等，皆被加上一顶“文化汉奸”的大帽子，瞎骂乱骂一阵。
这里说张爱玲、苏青是汉奸，诚然属“瞎骂”。因这两位女作家只是与汉奸来往密切，但没有写过歌颂大东亚战争的作品，也没有在汪伪政权中担任过要职，因而还未成为货真价实的汉奸。但“大骂”周作人、胡兰成，还有“骂”当时以“文化汉奸”名义被正式逮捕的柳雨生、陶亢德，有什么错？像“南胡北周”所戴的“文化汉奸”帽子，难道是凭空加上去的吗？他们是搞政治的，像胡兰成前后任过汪伪政权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汪精卫机要秘书，他用文艺做武器协助日本人征服中国人心，怎么能说他们仅仅是“文艺界的名家”？他们罪大恶极，难道不该口诛笔伐？批判他们的都是爱国报刊，怎么能说都是“黑色刊物”？你纪弦当时也一起被“围剿”，是因为你自己与胡兰成、杨之华、柳雨生、陶亢德等人关系密切，你受公众舆论的谴责，也是事出有因嘛。你至今认为“赞美敌机轰炸重庆，顶多坐牢；但是骂蒋，那就要杀头了！”如此把拥蒋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这种人生价值观难道没偏差吗？这里不妨再补充一个例子：由于为汪精卫担任社论委员会主席，胡兰成为总主笔，主要撰稿人有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的《中华日报》副刊写稿的关系，路易士和其他名家一样，于1943年被聘为编纂，按月支付车马费而不用上班。有汪派提供的固定薪水做后盾，路易士这时的生活大有改善，不再三餐不继，并还有积蓄于1944年3月独资创办《诗领土》月刊，还用“诗领土”名义于1945年2月、4月出版了个人诗集《夏天》和《三十年集》。另一部于1944年5月出版的诗集《出发》，则由汉奸文人柳雨生、陶亢德主持的太平书局出版。当然，不能像刘心皇说的那样凡是在汉奸文人主持的出版社出过书的人就是汉奸，但至少说明纪弦敌我不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思想和行为上的步步失足
路易士在上海沦陷期间与汉奸胡兰成的亲密关系，以及拿汪派的薪水，积极为汪派副刊写稿，这使他思想和行动上频频失足。这就难怪“史方平”于1970年8月10日写了《纪弦、路逾与路易士的汉奸活动》。文中称：路易士在1943年抗战游击队出没的苏北，主要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苏北行营上校联络科科长”，代表敌伪对苏北进行“文化宣抚”，曾有大规模的两次对青年的演讲，一次是在泰兴县讲《和平文学与和平运动》，另一次在泰县讲《大东亚共荣圈与和平文学》。听他演讲的人，还有人在台湾。……他在苏北一或二年之后，由于胡兰成的关系，把他调到宣传部，担任专门委员会的伪职，在上海从事文艺活动。
此文系打印稿，未公开发表。刘心皇为撰写《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曾从台湾《文化旗》杂志社取得一份。不过此文虽不是如纪弦在新出的回忆录中说的该枪毙的“忘八蛋”捏造或“死鬼刘某（古案：指去世的刘心皇）胡说八道”虚构的，但其中有些重要事实毕竟还有待进一步核实。如文中说：“关于出席日本所召集的会议问题：据当时在苏北泰县从事抗日工作的某君说：‘路易士在抗战期间投敌之后，出席日本所召集的会议，是东亚文学者大会，不是大东亚文化更生会。大东亚文化更生会中国出席的汉奸有柳雨生（存仁）、周作人、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