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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七十七岁的汪曾祺走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走得这样早。看相的说他能活九十岁，他虽然不敢想得这样长，却也绝对要比七十七岁久长。在他七十岁的时候，他还打算再写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一本《聊斋新义》，还有一部已经酝酿成熟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这个达观随和的老头，其实是有点怕死的，他说：“活着多好呀！”
只是他已无法知道，很多的青年、很多的读者都会时不时想起他，并在心里念叨着：“要是汪曾祺活着多好呀！”其实，活多大是大？关键是质量。有他这两百多万字的作品在，他就会活过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尤其在人性珍稀奇缺的时候，大家更是忘不了他。他说过：“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我们当然还会记得，他说过：“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一两千年之后，当人性已经得到足够的提升，人们也许才会渐渐把他淡忘的。谁知道呢？说不定人们回眸间倒会把汪曾祺看作英雄呢——没有勇气、力量、智慧和献身精神，谁能够像他一样在黑夜里举起照亮而且温暖着人心的火把呢？
汪曾祺走了，我们还在。
纪弦在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
——兼评《纪弦回忆录》
？ 古远清
被人检举为“文化汉奸”
不久前，越老越年轻的纪弦，在美国庆祝他的米寿，世界各地作家纷纷对这位台湾现代诗鼻祖致函致电祝贺。对纪弦来说，八十八年的诗路历程颇不一般，迎接他的并不全是鲜花和掌声。
纪弦本是一棵树，一位怪客，一匹独往独来的狼。他唇边留的一小撮胡子，嘴含烟斗6，手拿拐杖7，加起来就是一个大不吉利的数字。
这里不妨举个例子：1970年，他由“中华民国”有关单位提名为中国作家代表，派往韩国出席国际笔会。在他出国前夕，即6月22日，台湾出版的《大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笔会究竟做了什么》的社论，对推荐纪弦出国的团体“中国笔会”痛加针砭。同月23日该报第三版头条在“读者投书”栏目内则发表了“钟国仁”（“中国人”之谐音）的文章，除指出“中国笔会始终维持小圈子主义，紧闭会门，飘裙带风，不能开诚布公，难免有不可告人之事”外，还检举纪弦是当年的“文化汉奸路易士”，无资格代表中国作家出席国际会议：
纪弦其人者，此人名叫路逾，平时以诗人自命，到处吹嘘。在抗战前，以路易士之名，撰写新诗。在抗战期间，竟背弃祖国，腼颜投敌，落水为汉奸，出席日本召集的大东亚文化更生会，大放厥词，卖身求荣。当中国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被炸，伤亡惨重之时，他在上海撰诗歌颂，其辞有曰：“炸吧，炸吧，把这个古老的中国毁灭吧……”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且有上海沦陷期间出版物为证。似此出卖国家民族文化的人，怎么可以代表中国人到韩国去出席国际笔会？应请该会迅速将其除名，不要把（中国）人（的脸）丢到国外去……
此文末尾由于有批评中国笔会不“吸收有成就的作家和报社主笔入会”的内容，因而有人猜测“钟国仁”系此家“报社主笔”的化名。他因未被吸收入会转而对中国笔会进行攻讦，而有历史问题的纪弦便成了“替罪的羔羊”。但这只是猜测而已。纪弦不少挚友都知道“钟国仁”是谁，却始终不愿意告诉他。纪弦直至二十世纪末还未弄清楚事实真相，至今仍念念不忘要报这一箭之仇：除了一再骂其为“文丑文妖文棍文渣”外，声称“如果我有一把手枪，一定要把这畜生打死！”
正因为“读者投书”是匿名写作，有关单位无法向其核实一些具体事实，如“炸吧，炸吧”这首诗题目叫什么，署的是笔名还是真名，在什么地方发表；出席大东亚文化更生会见诸何种报刊记载，他“大放厥词”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有哪位当事人或目击证人可作证，因而对纪弦是所谓“文化汉奸”一事，未进一步深究。纪弦本人则想控告《大众日报》“主笔”犯有诽谤罪，并请了罗行律师在7月25日的《青年战士报》上发表声明。另一方面，纪弦本人还油印了100多份致文坛诗友说明真相的公开信广为散发。眼看一场文坛官司就要爆发，但由于找不准被告对象即“钟国仁”是谁，朋友们便劝纪弦不要感情用事，纪弦本人也可能因心虚不敢真正诉诸法律，因而这场“文化汉奸出席国际会议案”，不似另一位台湾作家梁容若于1967年11月11日获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的文学史奖后，被人检举为梁容若即当年的文化汉奸梁盛志，为此闹得沸沸扬扬，还编了一本《文化汉奸得奖案》的小册子；更重要的是官方有可能认为纪弦来台后政治立场坚定，写了大量的“乒乓劈拍达达达轰隆隆地打回来”配合“反攻大陆”的“战斗诗”，他确是“爱国反共”的。还可能认为这个揭发者夹杂有泄私愤的因素在内，因而未加理睬，使纪弦顺利地于1970年6月29日随团长陈纪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在韩国召开的第37届国际笔会。
三十年代： 与“第三种人”过从甚密
路易士，原名路逾，字越公。1948年去台湾后，不再用路易士而用抗战胜利后开始用的纪弦笔名发表文章。他于1913年4月27日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祖籍陕西秦县。少年时居扬州多年，深爱瘦西湖之美景。1933年毕业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他读书时打扮得非常“酷”，不修边幅而蓄长发打大领结，穿着用画笔醮满油彩的外衣招摇过市。1936年4月去东京，同年6月因病归国，后和徐迟各出五十元，戴望舒出一百元，三人合作创办了《新诗》月刊。其时，又搬家到苏州，组“菜花诗社”，出《菜花诗刊》一期，《诗志》三期。
1937年《诗志》停刊后，到上海闸北安徽中学任教。同年7月，诗集《火灾的城》出版。不久，“八·一三”沪战爆发，《新诗》停刊。在这一年里，重要作品《在地球上散步》、《恋人之目》及《奇迹》相继完成。1938年，在武汉小住一段时间，又跑到长沙，再经由西南公路前往贵阳，住了几个月又到昆明。在云南作短暂停留后，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经河内而海防，再搭轮船前往香港。如此不断逃难到1938年下半年，和早先也从上海来到香港的老友杜衡、戴望舒朝夕相处，和徐迟也常见面。特别是和神交已久的广东人李宗大、诗人鸥外鸥在一起，他极为开心。这位鸥外鸥也和纪弦一样抽烟斗，蓄短髭，而且也是高个子，像一棵槟榔树。那时，他们同向杜衡主编的《国民日报》副刊《新垒》投稿。后来杜衡找到更好的工作，便由纪弦接编此副刊，并经该报社长陶百川允许，借副刊篇幅出《文萃》旬刊，成为“第三种人”笔耕的园地。1939年，《国民日报》换了社长，纪弦也就不再编副刊而回到了上海。1940年，纪弦再次来香港，还是由杜衡介绍他参与了陶希圣主持的国际通讯社，任社外特约译员，在家里专译日文。
1937～1941年，左翼作家在文坛上占上风。于1934年正式登上文坛的路易士，作为现代派的一员，一直不和左翼作家打交道甚至见了面也不打招呼，而和“第三种人”杜衡、施蛰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十分看不惯被他及杜衡称之为“左鬼”的胡风、周扬“打着‘抗战文艺’的旗号，而实际上却在替中共做宣传”。他惋惜挚友徐迟在香港被马凡陀（袁水拍）“拐走了——他居然在上下班时坐在公共汽车上大啃其《资本论》而不已”，成为“前进分子”之一员。而路易士本人则在往后退，以至在1939年3月和黄觉寺等人一起组织伪上海艺术学会，并为该组织所发行之《上海艺术》月刊撰写文稿。
四十年代： 亲近汪伪表现种种
1941年12月8日，日本开始进攻香港。在英军弹尽援绝，只好在山顶树起白旗的情况下，杜衡决定回重庆。纪弦因盘缠不够，只好带着一家五口于1942年夏到沦陷区上海。同年秋天，他到南京去看望在1938年下半年香港结识、并已在汪伪政权任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的胡兰成，希望能给他解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