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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头，很多间谍的故事都喜欢扯上教堂。在做祷告或是忏悔时，神父就把密写的纸条偷偷地塞给了伪装成他的教徒的间谍……于是让我从小对教堂有一种既神秘又恐惧的好奇心。我常常站在我家这边的假山石上窥探那边熙熙攘攘的做祷告的信徒，看他们在胸前画十字，在圣母玛利亚雕像前下跪。父亲的秘书李叔叔家的窗户就对着礼拜堂，周日我会在他家推开半扇窗，听教堂传出的祷告声和唱诗班的优美凄婉的和声。我从没进过教堂里面，直到几年前重返开放的恭王府，看到我家与教堂间的院墙消失了，教堂已经恢复成一个金碧辉煌的大戏楼。戏楼里的游客们正嗑着瓜子，品着香茶，兴致浓浓地看着戏台上的京剧，颇有当年王爷、王妃们的排场。
说到间谍的故事，我小时候最爱看《福尔摩斯探案集》。这套书是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翻译内部出版的，我也是偷着看的。我满脑子都是曲折离奇的破案情节。有一天，隔壁的音乐学院宿舍有人作案，钢琴、小提琴给砸坏了。看到沿着后罩楼测量、取证的办案人员，我兴奋地跟着看热闹，期待着一个惊险的侦探故事。
案子破得倒很快，可让我大失所望。那居然是我们大院里一个最调皮的九岁男孩干的，不知是什么鬼使神差，他趁学生上课，宿舍无人时爬进了后罩楼的小窗子，用重器对乐器乱砍，破坏完就回家了。这案子的离奇，就在于谁也没想到作案的人偏偏就住在公安部的院内，是个既无冤又无仇的毛孩子干的，是任何逻辑推理都无法解释清的垃圾案子。好在破坏不大，一个九岁的小孩又进不了班房，他的当局长的爸爸给了他一通皮鞭伺候，自此再没惹事。
暑假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那些住校生全回来了，清静的恭王府一下子有了生气。大一点的中学生把全院的小孩组织起来，锻炼身体，参加公益劳动，排练话剧、相声、小品，歌舞加手风琴和口琴伴奏……暑期结束前我们会在原来放苏联电影的露天平台上，上演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
我的哥哥们往往喜欢玩点儿带刺激的。有一年暑假他们闲来无事，居然捅起了马蜂窝。他们看不过房檐下越来越大的马蜂窝，和肆无忌惮在头顶上窜来窜去的大马蜂。于是把头包得紧紧的，戴着眼镜，拿着长长的火把，去点马蜂窝，那架势就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马蜂窝点着了，一窝蜂嗡地蹿了出来，朝哥哥的头上叮去。可哥哥们全副武装，任凭蜂蜇虫咬，我自岿然不动。马蜂实在气不过，就突然转向站在远处看热闹的姐姐，她捂着头吓得哇哇大哭，脸上还是被马蜂报了一箭之仇。
我们还有一块试验田，就在靠教堂的墙根底下。有一年，大概是受大街小巷那些宣传画上比人还要高的大玉米、大萝卜的影响，三哥说要创造双层种植法萝卜往下长，西红柿往上长。于是，他带领我们深翻土地，上了厚厚一层鸡粪，先播萝卜籽，覆盖上几公分土后，再种西红柿秧，期待着秋后地上和地下的双丰收。经过我们的精心培植，西红柿倒是吃到了几个，可是拿铁锹把土翻了个个儿，也没见到一个萝卜。
暑假一过，住校的玩伴儿都走了。但那是一个童心无忌的年月，什么都可以让我玩儿得酣畅淋漓。放学回家，在院子里碰上扫垃圾的工友，我会坐在他的手推垃圾车里，上坡，再借着地势落差形成的加速度飞快往坡下冲，那刺激的程度不亚于迪斯尼的游艺机和磁悬浮火车。 有一天，我和姐姐又上了垃圾车。下坡的时候，那工友想让我们尽兴，猛地一推，车轱辘转得飞快，悬浮起来，失去了平衡。车子翻了，我的头重重地磕在石头地上，垃圾箱扣在了我头上，当场就昏了。清醒后已经在家里了，姐姐守着我，急得不得了。我头胀欲裂，呕吐不止，后来上医院，诊断为脑震荡。
我曾经很盼望生病，最好缺胳膊缺腿，可以不上学，有人背着，还有鸡蛋吃。在我得脑震荡时，我有了吃鸡蛋羹的待遇，可没等解馋就全吐了。后来我的头又一次摔伤，那是在学校擦玻璃时，从窗台上失手，头磕在书桌角上，血流不止，送到医院缝针，把头发都剪了。还算幸运，我的脑袋最终没残废，可是离天才的距离就更远了。
1958年，一件最兴奋的事是我家买了一台苏联红宝石的黑白电视机，好像是五百多元，用了爸爸一个半月的工资。那也是我家最值钱的东西。大院里好几家都买了。那时中央电视台刚刚建立，只有新闻节目，技术也不过关。一会儿播音员沈力倒过来了，一会儿荧屏像刮风下雨、飘雪花，影像错乱。我们是看着中央台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后来除了晚间新闻，又多了京剧、曲艺节目。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马季的相声伴着我们走过了许多周末和节日。那时只有一个台，到了京剧爸爸看，到了动画片我们看，没有选台的争议。这台很笨重、显像管像英国人在鸦片战争时用的火炮一样长的电视机跟随了我们将近20年，中间只换过一次显像管。直到“文革”过后，补发了爸爸被扣发了八年的工资，家里才买了第二台电视，淘汰了红宝石。
六、老宅惊魂
恭王府白日里山清水秀，花香柳绿，百鸟争鸣，让人心旷神怡。可一到了夜晚，山石如鬼怪般突兀怪嶙。参天的古树如妖魔般伸出三头六臂，影影绰绰，在风中摇曳呼嚎。走在路上只听脚底下的树叶沙沙作响，越想越怕。猛地再蹿出个野兔、野猫或是黄鼠狼，真把魂儿都吓跑了。半夜时分，常常有野猫像婴儿般啼哭，时而凄厉，时而惨嚎。我不懂那是叫春，保姆骗我说又有人死了。从古到今，恭王府这座老宅不知有多少人死过，大人们总有闹鬼的传说和亲历的故事。
有人说碰上过吊死鬼晴雯，就在哪棵树上。有人说一位去世的长者每晚都在院子里散步。住在恭王府最高处邀月台上的我家的保姆常常说起，夜晚鬼怎么在门外哭，后来怎么破门而入，她的儿子又如何被鬼附身，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她给我看过被鬼砸裂的水缸，平白无故断成两半的炉盖……我爱听鬼故事，喜欢那种心跳的感觉。可是又怕听，听完就黏着大人，哪儿也不敢去。鬼故事也许就是管小孩儿的一个法宝。
更可恨的是我那顽皮的三哥常常装神弄鬼。用红纸条做一个长长的舌头，用锡纸做成尖尖的手指，在窗外装吊死鬼吓我们姐妹二人。有时还在晚上躲在大树后，猛地蹿出来吓正走过来的我们。
我晚上特怕出门，可父亲常常差我去给他秘书传话。那时的电话实在不够高明。父亲虽有两个电话，一个是“红机子”，即可直通中央的保密电话。另一个是直接对外拨号的普通电话，可是与秘书李叔叔家的电话是一个号码。闸门合上，线接到我家，闸门拉下，线接到李叔叔家。如果电话需要李叔叔接，那还好办，让人再打一次，我们把闸拉下来就是了。可是我家和李叔叔家却不能直接通话，爸爸几乎每晚都有事请李叔叔来，我就得下山传话。到炊事员或司机家就更远了。每次我走夜路，眼睛绝不向四周看，只闷头走，可那些吊死鬼的造型会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不用看恐怖片，在恭王府漆黑的夜幕里我的脆弱的神经会想象出无数恐怖的幻影……
我的父亲是围棋高手，在恭王府里唯一的棋逢对手是群众出版社的社长陆石叔叔。当时中国所有的侦探小说都是群众出版社出的，包括翻译的。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也是由群众出版社编辑的。听说辨认溥仪的原稿很费劲。溥仪不会用标点，两字就一个句号，文法也不那么顺。溥仪在宫中学习时还小，后在战乱中并未有系统地学习。编辑要动脑去猜，再与他本人核实、推敲，最终写成书。《我的前半生》出版时相当轰动。
话拉回陆叔叔。他戴着厚厚的上千度的近视眼镜，可镜片的度数还达不到他实际的近视度数。在夜里，他的视力几乎是零。所以爸爸请陆叔叔来下围棋时总是差我去接送他。有一回我出门晚了，在半道上看到一个黑影弓着腰，用手摸着石头上台阶……我吓出了一身汗，不知是人还是鬼。后来确认是陆叔叔。我好抱歉，没在他出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