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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病痊愈后，巴金的生理机能却出奇地好。虽然七十几岁时，巴金已经步履蹒跚，言谈乏力，与另外几位比他年长或稍小的作家，如夏衍、冰心、施蛰存等相比，要明显衰老。但这只是外表，除走路、说话困难之外，他的记忆、思维一直非常出色。而且，我注意到，从1982年第一次见到他，十几年里，他的样子外表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说话声音越来越小，气力越来越弱而已。他一次又一次闯过难关，一次又一次挺过来再次拿起笔，一直到1999年病危时被插气管抢救，他才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
生命艰难地延续着，因为有优越的医疗条件，有爱戴他、尊重他的医护人员精心周到的治疗与照顾，同时，更在于巴金有良好的身体机能，有超出常人的承受痛苦的坚忍精神与顽强的生命力。
生命在病房里延续。自年过九十之后，疗养院和病房就渐渐成了巴金最后的家。在新的家里，巴金感受着家人与医护人员对他的爱，也承受着痛苦，在痛苦中继续着回忆、写作与思考。
陆正伟先生作为晚年巴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他一方面为巴金拍摄了大量生活照片，一方面还为巴金读报、读刊物。从他关于病中巴金生活的记叙文章，我们了解到巴金每当听他念文章时，随时会发表评论。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关注着时事，关注着文坛。
1997年，当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时，巴金感到非常激动。在写给冰心的一封信中，他特地在信纸旁边加上一句：“为香港回归欢呼！”
病中的巴金还是一团火，用他的真诚用他的爱感染读者、感染周围的人。每当看到有哪个地方受灾，第二天就会吩咐家人到邮局去，化名给受灾地区寄钱。对“希望工程”，资助贫困孩子念书，他也有着同样的热情。1997年夏天，当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巴金、柯灵等人的签名本拍卖所得款项资助一所贫困地区的小学时，巴金欣然用颤抖的手为学校题写校名——石关希望小学。几年来，他到底有多少次为受灾地区捐款、为贫困学生伸出援助的手，家人没有统计过。他用的化名，使收款人绝对猜不出汇款人就是这个写出《家》、《春》、《秋》，写出《随想录》的巴金。
对于巴金，想做的就是献出他对这个世界的全部的爱，不求回报，不求张扬。从热情投入社会革命到勤奋创作一生，从捐款二十五万元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到不间断地资助贫困学生，他都在奉献着自己。用他半个多世纪前所说的话来说，奉献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三十年代初他曾这样说过：“让我做一块木柴罢，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射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温暖。”在前几年宣布封笔的时候，他说过：他不能再写作了，但他将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一生追求，来证明自己的心永远与读者在一起。在人们眼里，巴金这样说，也正在这样做。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件大事一直萦绕巴金心中。自1986年在《随想录》中提出这一构想以来，巴金并不是像有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构想，退缩到只顾编辑个人全集的避风港之中。没有，他从未放弃过个人的努力。
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疗养住所为《十年一梦》增订本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
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
我受尽了折磨，滴着血挨着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着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
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我接连听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
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这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再次发出的声音。这一年，“文革”爆发即将三十周年，多少人沉默着，也有人还在用所谓新的理论来寻找“文革”的好处，但巴金依旧在反思，在呼吁，在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历史血的教训！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九十岁的老人做得更多吗？
就在同一年，老朋友、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时，带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就是编写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杨克林。杨克林带来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杨克林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到，巴金对他说：“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用颤抖的手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杨克林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哲人发自心底的声音，是我们民族自信的表现。”草婴担任大型画册《“文革”博物馆》的顾问，他在序中这样写道：
当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不能代替收藏实物的博物馆，但在正式的博物馆建立之前先有一部这样的大型图录，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也因为这个缘故巴金对这部图录的问世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对编著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深信，编著者所获得的感激决不止是巴金一人，因为，炎黄子孙将由此了解“文革”真相，防止神州大地重演这样的历史悲剧，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这是我所看到的迄今为止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度的著作。这无疑是晚年巴金高兴看到的一项重大工程。
1998年10月17日，还是在杭州，又走来专程从美国来探望巴金的方女士。方女士给巴金带来的礼物，是画册《“文革”博物馆》的日文版。方女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与巴金商讨该画册的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事宜。此时的巴金，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激动地听方女士讲述关于这本画册的一切。他落泪了，他着急地想说些什么，但却难以表达。最后，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一激动就说不出话。”
不必再说。一切巴金都早已表达出来了。几个月后，1999年2月，巴金又一次病危，他被插气管抢救。又一次活了过来，但说话已极其困难。因此，与方女士的见面，或许就是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最后一次交谈。
躺在病床上，重温友情，也是支撑巴金生命的另外一种动力。
一个人能够被他人怀念是一种幸福，一个人愿意怀念他人同样也是一种幸福。对于巴金来说，友情从来就是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他说自己很痛苦，但实际上，这种回忆友情的过程，对于他又未必不是一种慰藉。一个老人，能够动情地怀念故人，写出温馨动人的文字，这该是一种难得的快乐。尽管写作过程常常显得艰难而痛苦。他说他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文章要写，却力不从心。字越写越大，手也抖得越来越厉害。一次我看到，他给萧乾写封信，两页纸写了几天，还没有写完。尽管早就说过要封笔，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做到。像他这样一个把创作视为生命的作家，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是不可能放下手中的笔的。1997年，他完成了译文全集的所有序跋，接着对曹禺的怀念，又占据了他的心。
1998年年初，我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他说他正在写一篇怀念曹禺的文章。说是写，不如说是“说”。他写字很吃力，只得每天口述几句，由女儿小林记下，再念给他听，加以补充。他用了两个星期时间，刚刚完成前面一个部分，大约几百字。他说还要继续写下去。
一个月后，再去看望巴金，他已经完成了这篇《怀念曹禺》。似乎想说的话很多，老人留恋的往事也很多。令人惊奇的是，靠每天一句一句续写而成的文章，仍如他过去的作品一样浑然一体，流淌着动人的情感。还是那种真诚，似乎平淡的表述，却又分明有着意犹未尽的深沉。读它，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位九十四岁高龄的老人，思想还依然活跃，还在用笔倾诉着心中的感情。
写完这篇《怀念曹禺》，巴金还想继续写下去。他告诉我，1998年是郑振铎遇难四十年纪念。几年前他曾经开始动笔写怀念郑振铎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完成，他想在这一年继续完成。然而，已经动笔的这篇文章，再也没有完成。这样，《怀念曹禺》也就成了从事写作将近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