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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国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在我看来，道德忏悔、从全人类角度看待”文革”、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这是《随想录》在当代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点贡献。
决定写《随想录》，是巴金道德人格的复苏。他对“文革”、反右运动的反思，他对现实的思考，他对自己的解剖，确切地说，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飞跃。《随想录》中，那个痛苦的巴金，主要是在做自己灵魂的剖析，而这把手术刀，便是道德。他所做的忏悔，他所发出的呼吁，大多数与他所感到的良心自责有关。他之所以反复鞭挞自己的灵魂，我想就是因为当他重新审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那些举动，同他当年为自己确立的道德人格的标准，有着明显的差距。正义、互助、自我牺牲，他在二十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伦理学》时所信奉的做人的原则，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那些政治运动中，他并没有做到用它们来约束他如何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他所熟悉的友人。这便是《随想录》中巴金的痛苦。这便是为什么他如此严厉地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那样反复地强调讲真话的原因。没有这种思想历程的人，对道德人格没有如此强调的人，纵然有过他同样的经历，或者比他更应忏悔，也不会写出他这样的作品来。正是在这些反思中，在这些真诚的文字中，他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一个整体。
尽管巴金在《随想录》中的表述比较直白，缺乏理论色彩，但所提出来的命题分明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历史分量。我们必须看到《随想录》发表的具体历史环境，在乍暖还寒时节，中国思想界仍处在徘徊、迟疑的阶段，起伏不定、忽紧忽松的局势，使许多人无所适从，往往以缄口不语为上策。但巴金没有沉默。他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一点也必须强调指出，《随想录》是在香港《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上发表，与内地相比，那里少了许多禁忌。但即便如此，巴金也不断遇到批评，文章甚至遇到开天窗的厄运。
为什么内地版的《真话集》中多一篇《鹰的歌》？我写它只是要自己记住、要别人知道“大公园”上发表的《随想录七十二》并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征求我同意就改动它，涂掉一切和“文革”有关的句子。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难道是影射什么？！或者在替谁翻案？！为什么也犯了禁忌？！
太可怕了！十年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广谎言，动员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地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浩劫”绝不是文字游戏！将近八十年前，在四川广元县衙门二堂“大老爷”审案的景象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耳边仿佛还有人高呼：“小民罪该万死，大王万世圣明！”（《“思想复杂”及其他》）
今天再读这些文字，老人的愤慨与勇气难道不应该钦佩吗？
假如忘记《随想录》发表的具体历史环境，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简单地贬斥巴金的努力与贡献，把他所提倡的“说真话”讥讽为“小学二三年级水平”，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是对一位老人的苛刻。至于把巴金写于《随想录》之前的作品，如悼念郭沫若的文章，重又孤立地拿出来按照现在的一些观点来予以“讨伐”，更是不可取的粗暴与简单化。
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于真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在历史转折时期曾经为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做出巨大贡献的巴金，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需要更多地从历史实际出发，来总结其思想的价值。按照现在的思想水准片面地、脱离具体环境看待二十年前的巴金，进而予以讥讽和挖苦，并不是真正的思想者应该采取的态度。一个人的思想，很难不受到历史环境的局限。特别是思想的表述，常常会受到诸多原因的影响，很难做到无所顾忌和随心所欲。批评巴金，贬斥巴金，这当然不难，但我们每个人要真正摆脱自身环境的制约却很困难。批评者也只是在可能的前提下进行自己思想的表述。所谓“真话”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并非全部说出。实际情况难道不是如此吗？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没有超越巴金，与二十年前的巴金更没有根本差异。相反，他们站在思想的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正在做巴金努力做过的事情。
其实，巴金当年提出的一些命题，并没有过时。《随想录》中不少文章，如果今天能够在报刊上再度原样刊登，仍然会闪烁思想的光芒，仍然让有的人感到别扭，感到烫手，或许根本不能发表。就像鲁迅的杂文一样，它们在今天也具有生命力。
思想史是一条不停流淌奔腾不息的江水，并非割断历史的天外来客。今天的语境发生了变化，载体发生了变化，社会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却不能因为今天所能达到的程度，就忘记了思想解放时期巴金等知识分子的筚路蓝缕。难道今天的思想者们，不是历史的受益者？而且，我相信，如果再年轻几十岁，巴金也会与他们一样进行思考，在变化了的世界里，继续《随想录》的写作，继续他的思考。
躺在病榻上的巴金，很难决定自己的命运，对此他有难言的痛苦。我们不能要求这样一位老人，为那些并非自己愿意、更非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承担责任。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该做的事情，是历史地看待他，历史地评价《随想录》的思想价值。
生命在艰难地延续
巴金是长寿的。到2003年11月25日，他将度过99岁生日，按照中国传统，这也是百岁华诞。从1904年走到今年，巴金跨越两个世纪，生命的行程整整走了一百年。在中国作家中，如此高寿是少有的。喜爱他、敬重他的亲友、读者，自然为他的长寿感到高兴。
长寿是一种幸福，然而，病魔折磨下的长寿却是巴金的痛苦。
生命的延续极为艰难，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巴金幸或不幸，在承受痛苦中走到生命的第一百年。
巴金早年身体多病。十四岁时，他好不容易得到祖父同意进入英语补习学校念书，刚刚一个月，就因病辍学。1925年，他到北京曾想报考北京大学，却被检查出有肺病，不得不放弃。肺病在当时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巴金的亲戚或友人中，就有多位因肺病而英年早逝。这就难怪在巴金作品中，常常有主人公患肺病或其他疾病的描写，并且因患病而发生情绪、思想的变化。《灭亡》中的杜大心、《寒夜》中的汪文宣等都是如此。写《灭亡》时正是巴金治疗肺病与休养的关键时期，杜大心也就因患有肺病而萌生暗杀军阀以解脱痛苦的念头。
肺病痊愈后，巴金的生理机能却出奇地好。虽然七十几岁时，巴金已经步履蹒跚，言谈乏力，与另外几位比他年长或稍小的作家，如夏衍、冰心、施蛰存等相比，要明显衰老。但这只是外表，除走路、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