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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偌大世界，形形色色的事件在发生：9。11事件、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美伊对抗、巴以冲突、南亚纠纷、朝鲜半岛局势、百分之五十六的英国人呼吁恢复死刑……又据报道，北京一所中学的师生为获赠的一只珍稀动物云南金丝猴取名“和平”，以此呼吁世界和平。
动荡不宁的世界，能容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吗？似乎可以，例如，我书房里这张书桌看上去就很安静。可是我要问，它真的安静吗？至少我可以问：如果我的心不安宁，我的书桌的安静又有什么用？更尖锐的问题是：如果我的心不安宁，我的书桌真能安静吗？
这样的提问并非耸人听闻。就在我这张看似安静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小书：《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1〕，它的作者是被誉为“当代先知”的西班牙天主教神父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1918～ ），当代杰出的哲学家、神学家、佛学家、印度学家、跨文化研究的倡导者和“宗教对话之父”。
在这本小小的名著中，潘尼卡提出了他的“和平哲学”，包含若干要点〔2〕，而要点的要点，在我看来是这样一条：没有外在的和平难以生活，没有内在的和平不能生活。
二战以来，平均每天有两千人左右死于战争；九十年代以来，军事冲突蔓延到全球几十个地区；世纪之交，则恐怖主义盛行。数以千万计的难民和孤儿忍饥挨饿、无家可归、流浪街头。我们当然不能小看人类这样的堕落。但是潘尼卡认为：
若有内在和平，仍有生存的机会；若无内在和平，就无以生存了。没有内在和平，人就崩溃。犯罪、毒品以及其他诸多个人与社会的灾祸都源于缺乏内在的和平。〔3〕
（二）
潘尼卡没有忘记强调内在和平与外在和平的不二性：当社会和生态环境遭受暴力和非正义之苦，我们也不可能享有内在的和平。不顾及外在的和平，只要内在的和平，这是妄想。〔4〕但是，在这篇小小的读书感想中，我想强调这样一个倾向：内在的和平更为根本。
东方智慧不难理解这一点。例如，老庄讲“人定胜天”，这个“定”，并非通常所谓的“一定”，而是指内心的安宁，即一种内在的和平。有人就此引申为现代的阐释：态度决定一切，而且，态度所决定的，绝不仅仅只是态度本身。
当我们与己与人与事的眼光改变，我们与己与人与事的关系就会因而改变，世界的性质亦随之改变。对此，中国古代的两则寓言“杯弓蛇影”和“齐人有失斧者”正是绝妙的隐喻。设想那位饮酒者，如果他没能及时改变他看杯中弓影的眼光，他与自己的关系就会崩溃。设想那位失斧者，如果他没能及时改变看邻人的眼光，他与邻人的关系必然会进入战争状态。现实中也有绝妙的例子，米卢带领中国足球队及时改变了看问题的眼光，中国足球队因此得以成功出线。
西方智慧也不难理解这一点。《圣经·路加福音》中有一段比喻〔5〕，说是西门等人在海边打鱼，因鱼荒打不到鱼，在岸边休息。耶稣来，讲道之后，请他们再到深水打鱼，结果打起来满满一网，网差点撑破，装满两条船，船差点沉没。西门等人俯伏称罪，耶稣则告诉他们：“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西门等人“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6〕。
理解这个比喻，关键在于理解“得人”。所谓“得人”，就是相爱。
西门等人本来的目的是“得鱼”，“得鱼”是为了解决温饱。耶稣来，施以教化，他们的目的由“得鱼”变为“得人”。不仅如此，为了跟随耶稣“得人”，他们鱼都不要了。
这并不是说，西门等人不再需要维系生命的食物，而是说，如果只为维系生命，人就与动物无异。但人不是动物，人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动物只需要维系生命，而人则需要相爱。的确，人也需要维系生命的食物，但如果人与人相爱，维系生命的食物根本不成问题——《圣经》中有“五鱼二饼”的比喻，五条鱼，两张饼，分别喂饱了数千人，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西门等人既然“撇下所有的”走上相爱之路，“得鱼”之事根本不会成为问题。
今天的时代则是绝妙的反例。在今天的大众消费时代，人们争先恐后，有了小康还想暴富，有了“林肯”还想“奔驰”，有了银山还想金山。争先，是欲望的正面表达，恐后，是欲望的反面表达，两者其实是一回事，无论争先还是恐后，都出于生存的恐惧和焦虑，其结果，无论坐拥银山还是金山，内心永无安宁。按《圣经》的比喻，正是一心只想“得鱼”的结果。一心只想“得鱼”的人，究其本质，与动物无异，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与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无异——这正是当代的世相与众生相，人在这样的世界上必然惶惶不可终日。
（三）
从《圣经》回到《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我们不难意识到，所谓“得鱼”，完全可用来比喻“外在的和平”，而“得人”（或相爱），完全可用来比喻“内在的和平”（或内心的安宁），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一目了然。只是，在今天的大众消费时代，两者之间又涌现新的现实关系，令人深思。
如果所有的人一心只想“得鱼”，人类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就会惨遭破坏。其结果，我们不仅无法享有内心的安宁、内在的和平，到最后连外在的和平也无法享有。
出于这样的逻辑和现实，说一句“向内的路就是向外的路”应该很自然，但能否轻易说“向外的路就是向内的路”？
这样，我们再次回到潘尼卡神父的论断：没有外在的和平难以生活，没有内在的和平不能生活。
（四）
什么叫“文化”？在我看来，如果没有相爱的愿望，没有对内在和平的憧憬，“文化”不过只是一张打鱼的网。
在我面前这张貌似安静的书桌上还有一本书：《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被我们忽略的真实故事》〔7〕，可以把它称为一本另类的文化史，记载了诸多既令人发笑又发抖的历史，那都是些一心只想“得鱼”的历史。例如，“普利策”大概是当今美国新闻界最受欢迎的名字，一年一度的“普得策优秀新闻奖”声望甚高，可是，远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普利策经营其《纽约世界报》所采用的一些“炒作”手段，却让人不敢恭维。又如爱迪生，一生因一千多项发明而永垂千古，当年却身不由己卷入了电椅（用于死刑）的发明权之争。
由爱迪生我们想到诺贝尔，这位具有隐士气质的发明家热爱和平，一厢情愿地希望他所发明的破坏性炸药能用于消灭战争，同时他又是位悲观主义者，对人类和国家不抱幻想，并寄希望于文化，立下遗嘱设立诺贝尔奖。诺贝尔去世之后一个世纪，一位作者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在授奖会上语出惊人，说获奖之际惟一要感谢的是他经常光顾的妓女。由于忙于写作，他无暇追求更体面的情妇，常常只有在妓女怀中寻求慰藉。他说：“我无法去追求其他的女人，因为这耗费时间。如果你想引诱一个女人，如果你的婚姻在各方面都不如意，你就无法决定这样去追求，这需要很多天，很多星期的时间，这等于是放弃事业。”
这位作者是否一心只想到“得鱼”呢？他是否为自己“得鱼”而骄傲呢？果真如此，他对妓女的感谢是否意味着与妓女分享“得鱼”的喜悦？按他自己的说法，妓女“给我以生活中别处无法寻得的性慰藉”，但他又说，这种经历并未教会他什么，“这种女人不会教给我们什么东西”。似乎，妓女们对于这位作者来说不过是“鱼中之鱼”。他令负责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尴尬。有人说，他们不在乎，因为他们的标准是纯粹的文学标准。有人说：“我们只对作品进行判断。有很多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我永远不会引以为友。”有人说：“诺贝尔奖是对文学的褒奖。与他事无关；这不是品行或道德的评奖。”
我尊重潘尼卡神父，这位现代先知，他代表着与无神的现代相反的价值取向。他说：天国在人与人之间（between），因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每一个人的降生都修改世界的现状。因而人必须重建被他的生存打破的平衡。”我们所拥有的义务是“构成人之生活的结构，是欠给诸神……祖先和人类的债”。他说：“我是过去和未来、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