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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地往里面挤，他们依然相信这艘巨轮是命运的避风港。我这样说，并不是忽略了一种真正的情感——热爱。这是不能忽略的，不论在后来离开或者留下的人们，我依然相信有太多的人是出于这样的一种热爱，对劳动的热爱，对钢铁的热爱，对自身技术的热爱，对国有企业的庄严气质的捍卫和膜拜，对钢铁公司百年来一种文化惯性的深深认同！当一九九八年，“下岗”一词席卷这艘百年巨轮，毫不例外地，诸如人性的险恶、卑劣、自私等特性暴露，绝不只是电影情节所描述的那样，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这些都是意料中的，它简单、浅显到让人没有再去叙说它的欲望。九年后，我在南方回望，过去的一切就再一次复活。一个人的转身是缓慢的，像落日那样缓慢。而后来的那些痛苦像经文那样喃喃唱诵，一直唱到现在，这些个失眠的夜晚。
“你最终还得服我管……”
“你从来就没法管住我……”
“………”
我转身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车间主任的对话。这个自以为在这个大事件中可以支配一个人命运的中年男人，他愚蠢的得意被我冰冷地撕成碎片，他的笑容僵住了。我深深地了解，跟这样的人没有对话的基础。那个遥远的下午，它所发生的一切是那样突然。我原本是有准备的，但这瞬间的决定还是让我惊讶——也许没有比这更加合情合理的了。
从车间回班组，经过磅房、钳工班、材料室，再横过铁路，我看见着蓝色厂装的工人三三两两地走过，钳工班的老师傅从钢铁料场干活归来，跟我打招呼，我向他挤了一个微笑。啊，所有这一切，将不再跟我有关系，我将是一个陌生人。班组里，班长、师傅带着几个师兄妹去了料场看钢。我换上绝缘靴，戴上安全帽和棉线手套，再围上白色毛巾，无意识地，这一次做着这些，我的每一个动作显得那样深沉，我小心地压好帽檐，扎实脖上的毛巾，尽量不透露出关于告别的任何信息，哈腰下去系鞋带，眼泪竟涌了出来。从工具柜里拿出我的激光分选仪，枪身锃亮锃亮的，我用手指慢慢地摸过枪身，一片冰凉，泪水就滴落在那上面。擦好铜电极，绕好线，把它扛在肩上。
很快就到了露天钢铁料场，钢料在料仓堆成小山。料仓绵延几百米。一股浓浓的铁腥味迎面扑来，我一阵兴奋，张开肺叶，做了一个深呼吸。料场依然是一派劳作的欢腾。多少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这样的经历，在南方的写字楼里，我再也无法体会到关于汗液和力量的劳作，关于机械、设备、技术、力量、人的体能之间的较量的劳作。马达声声，火车隆隆，天车在装料。料仓里，烧切工人在用乙炔氧焊切割钢料。电工、钳工在维修设备。分选工，也就是我们，深入料场腹地，用手中的枪，把一块块不锈钢、滚珠钢、模具钢等一一分选出来，分类，做上标志。这样避免它们混进普钢，被倒进炼钢炉，造成浪费。要知道，它们都是特种钢，是钢铁中的贵族。我们分厂的职责就是为公司四大炼钢分厂提供钢铁料，我们分选、切割好的钢料直接进入炼钢炉。
面对料场，我总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这样的情感让我战栗。料场是父性的，不仅是因为，我们要靠它吃饭。这就像农民面对他的土地，充满敬畏的感恩。它展现给我苍茫和遒劲的走向，像父性的背脊，裸露雄性的犁沟，有力的线条，绵延起伏。放下肩上的激光分选仪，深入它的腹地，我完成一次又一次内心的攀爬。我如此了解这一切，如此情愿永远深陷于它的腹地，它让一个女子温柔。让她归皈内心的宁静。多年后，我对以文字谋生的方式依然缺乏安全感。“技术，掌握一门技术，你的一生就有了保障。”师傅就是这样告诫我们这些当徒弟的。小师妹跟着我，她提着电源和黄色的小漆桶，一言不发地跟着我。我弯下身去看钢，随后，连珠炮般地，用我短促而有力的声音喊出：G20、H13、ICr18Ni9Ti、Cr12、CrMo……小师妹快迅地用毛笔蘸漆一一做好标志．不抬头地，我一口气看了一大片，像是跟谁赌气似的，我又不停地向上攀，向上攀，可怜的小师妹趔趔趄趄地跟着，她不爱说话，总像一个影子一样贴着我。我知道，她是极依恋我的。上到了一个小山顶，找了块大钢料，坐上去。风从江面上吹过来，汗湿的衣服被风吹得贴到后背，凉津津的。我看见，对面料仓的几个师兄，他们也上到了一个小山顶，坐在那里吹风呢，他们挥舞着白毛巾跟我打招呼。放眼料场，一切尽收眼底，如果是过去，我也会挥舞毛巾跟他们相呼应，然后享受征服的快意。但是现在，我把枪撂在旁边，我要慢慢地跟我的料场告别。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无数次地想起过这次的告别。现在我写到了这次告别，人是如何把告别写出的？人们通常是怎么告别的？人是无法写出告别的。
“菊。”我喊小师妹，同时我拿起枪，把它交到她手上。
“这把枪就给你了，你要拿好，你现在完全可以单独看钢。”她眼里满是慌乱，她知道我作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突然地，她失声痛哭起来：“师姐，你不能走啊，你走了，谁也不会要我，我会被组合掉的……”
我心里涌起一阵阵悲伤。十九岁的菊，瘦弱的肩膀，薄薄的身体，父亲因工伤躺在家里多年，母亲在外摆摊卖水果，听说还很不本分。有两个弟弟在念书。小小年纪，她就扛着家里的负担。分选钢铁的工作要两个人完成，一个人拿枪看，一个人做标记，显然看钢的人才是主角，它包含着这项工作的所有技术含量。通常是两个人轮流换着看。跟菊一批的新徒弟中，菊并不差，但她深深的自卑感以及过于内向的性格使她跟班组的人有距离。我不否认，即使是普通工人也都会有很重的势利心态。一个弱者，是不太可能有人缘和得到关注的。
我为她擦去眼泪，跟她说：“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会自救，你的技术是没问题的，下岗前，有一次技术比武，你要把握机会。”
“把头抬起来。”我跟她说，“你父亲是工伤，家里困难，厂里有规定，像你这样的，可以得到特殊照顾，你要利用好这个条件，相关资料，我会替你写好的。”
她泣不成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她说这些无用的话。我能为她做什么呢？菊的命运，只能听天由命。多年后，我在南方的城市，看到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弱者，他们薄薄的身体，清澈如水的表情，薄薄的，一览无余的命运。他们沉默，沉默汇集成巨大的暗流，这样的暗流让跟它对视的人心里不安。多年后，我在南方认识了诗人郑小琼，她说，面对这样的弱者，我觉得我耻辱地活着。
我谢绝了菊请我吃饭的要求，我不能矫情地，再一次地在她面前流露出我对她命运的牵挂。那没有用。
班组十五个人，下岗指标是五个。原则上，技术好，人年轻，工作态度踏实的不会有问题。但是，我是谁呢？身份上，我跟班组的其他人还有些不一样。他们的标签是：全民所有制合同工。我的标签是：集体所有制合同工。在班组，我和菊都是弱者，这个标签让我跟菊一样，备受歧视。我至今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两种性质的区别，我依稀地知道，全民工是由国家发工资，集体工由分厂发工资。下岗，首先要下的，就是我这样的集体所有制的工人。我通过自学成功地拿到了专升本，有本科文凭，理论上，公司是特保的。但是我没有丝毫的安全感，我和菊一样，有过硬的技术、有特保的条件，这些都不能让我们看到希望，因为我们是弱者，只能等待被挤兑。等待，只能是一场噩梦。我曾参与公司宣传部报社招聘记者的考试，成绩是全公司第二名，由于我的集体所有制合同工这一性质，我失去了进报社的机会。从那以后，我学会了沉默，一个弱者面对命运的沉默。多年后，流浪于南方，我像一个容器，吞咽生活所有的苦难，面对困境，我是一个哑者，用沉默消解，这样的沉默不是消极，而是更为务实和清醒的态度。当我用文字聊以糊口度日，我再也没有找到拿着激光分选仪的那分从容和踏实感。我落选的消息传到分厂，我的车间主任得意地说出了那句经典名言：你最终还得服我管……一有两个年近四旬的女师傅，不论从体力上，还是技术上肯定不如我们，而且干活偷懒是出了名的，她们过去享尽了国有企业体制的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