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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马加爵
第二天，我翻开报纸，发现许多报纸用惊人口吻写道“本报独家对话马加爵”，有些甚至写道“在马加爵移交间隙，本报记者对话马加爵”。一直在现场的我没有发现哪位记者和他对话，只有央视隔着窗口在静静地拍画面。竞争太残酷了，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有些报纸已将新闻的立基之本抛置脑后。
随着马加爵报道的白炽化，社会各方从个人心理成长、城乡贫富差距、社会环境等对马加爵进行解剖，一时解构马加爵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有好事者撰写一篇古色古香的《大铁锤传之马加爵》，网上还流传一首专门为马加爵写的歌。
一个复杂的马加爵，让人看到不仅仅是杀人恶魔，他在逃亡最后的时候曾想过到他所信任的南方周末报社忏悔倾诉，然后投案自首。但他终究没能来南方周末报社，即使在被警方抓获后，他再一次想起了南方周末，可惜还是未能如他所愿意。
南方周末同仁们进一步做了更客观冷静的《还原马加爵》，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剖析一个恶性犯罪如何发生，更解释了这样的人性犯罪是可解释，有因果的，不完全是道德层面，在社会犯罪预防机制上，都是可疏导、可预防的，从而更具有深度和建设性。
同事伍小峰也曾在一篇《采访中的洞察人心和宽容》文章中，强调采访中面临的采访对象的复杂性，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媒体记者，应该学会进入、掌控和记录这样的复杂而真实的存在”。
马加爵在报社激起的涟漪并未消退，同事孙亚菲特别写了一封信发到新闻部公共信箱里。在信中，她说马加爵对南方周末的几次眷顾让已有多年职业记者生涯的她感到震撼，“在南方周末工作，以前只是采访、写稿，现在才感受到原来自己的报道如此影响一个人”。
事实上，马加爵未能接受南方周末采访，也许给太多人留下的遗憾和悬念。
李海鹏在其2004年年终盘点采访手记《山水飘摇》中也提到这一点。他以遗珠之憾的笔调写道：“我错过了探求一个大学生的复杂内心的机会。”
上海一位老干部还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质问“某部门”究竟那个部门，他执意要去追究是“某部门”哪个领导不批准，为何不肯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
2004年，最让我难忘的是马加爵那张消瘦、黝黑的脸。
李海鹏（新闻板块，北京）
在这个报社，记者们常常在预料到某些报道无法发表之际，仍然听命于编辑部，按时赴事发地去做明知徒劳的采访。我并不认为这是“纪律”所致，除非这一纪律恰如康德所谓之“心中的道德律令”，出于自由，而非他由。我相信中国文化中的最好的精神传统：“士”要做他应该做的事，而不只是喜欢的事。
1、职业化程度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说：“我写作，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为了特定的读者，我写作是为了光阴流逝使我心安。”如果把其中的“写作”换作“采访写稿”，这就是我对待新闻工作的态度。我想自从进入《南方周末》以来，我已经加入到了一个促使中国进步的事业之中，作为中国千万记者中的一员，我一直为此深感幸运，因此无论周遭气氛如何，上述信念始终如一。
不过，既然应把这份报告当作是一次有意义的回顾，我就应该诚实地说，我首先是在为自己工作，而非为某种理念。我从事新闻工作，在谋生的目的之外，首要的梦想恰如博尔赫斯所说，只是希望对得起自己人生中这一点吉光片羽般的时光，葆有应有的单纯，以便多年之后追忆往事，可以无愧于心。在此之后，我的目标才是承担起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
在这个报社，记者们常常在预料到某些报道无法发表之际，仍然听命于编辑部，按时赴事发地去做明知徒劳的采访。当我也如此行事时，我并不认为这是“纪律”所致，除非这一纪律恰如康德所谓之“心中的道德律令”，出于自由，而非他由。我相信中国文化中的最好的精神传统：“士”要做他应该做的事，而不只是喜欢的事。
我不知道自己会为《南方周末》服务多久，这取决于我做得怎么样，也取决于它做得如何。我知道的只是，无论为时多久，这段时光都会是相当特别的经历。对我来说这份工作就像是在军中服役，我未必有着职业军人的理想，但是花上几年时间为他人尽责，却是自己心灵的幸福。
正是因为有此念头，我才得到了更为真切的现实感。历史和文化让我获知了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明确的感情，我有多爱它，又有多恨它，而新闻工作却让我了解到现实世界有多么复杂和幽深。我想这种了解的必要，也正是优秀的新闻报道的价值所在，在历史和地理的向度之外，我们的工作亦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何为中国。我相信在这民智已经开启的年代，好的新闻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而记者对自身职业的尊重正是这一切的前提。
在大学毕业后的全部新闻工作经历中，包括做实习生的时代，我都认为自己可以不必堕落，就能生存。我不曾利用职业之便为自己牟得任何微小的利益，不曾写阿谀权势之作，更不曾曲解事实以使报道更引人关注，这是我喜欢过的生活。对于编辑部派出的题目，只要报社确实需要，无论有无兴趣我都已去尽力完成，这是我应该过的生活。
在我为《南方周末》工作的数年后，我仍然为它感到自豪，它对优质新闻的追求仍然体现着职业的尊严，对精神苏醒的渴望也从未消逝。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份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报纸正徘徊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之所求，仍然是问心无愧。我觉得这就是职业化的态度。
2、业绩
2002年10月我正式进入《南方周末》，此后近3年的时间里，在工作上经历了3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在2003年6月之前，我隶属于专题部，为“城市版”提供报道。当时这个版块在报社内部受到同事们的轻视，北京记者站的会议上充满了对它的批评。当2003年10月我的一篇“城市地理”报道获评佳作时，我被告知，这是“城市版”的第一篇佳作。我不是很适应当时的操作思路，因此工作的积极性只能说还不错而已。不过如今回忆起来，我认为当时的“城市版”应该得到更好些的评价才对，对于一份有理想的报纸来说，即便是失败的尝试，也不能说毫无意义。
2003年6月，杨瑞春调任专题部主任，“城市版”的风格随之变化，开始重视题材的新闻性，并强调特稿的操作方法，与整份报纸取得了精神气质上的和谐。这一年的年末，专题部和新闻部合并后，“城市版”取消，它的功能则由“新闻二叠”延续。至2004年6月前后，在我看来，专题部已经成为《南方周末》最有活力的一个部门，这也是我工作最富热情的一段时间。
2004年6月至当年年终，在情绪上受到影响，我的工作量有所下降。直到这年岁尾，既出于欲求振作的心理，也受到报道题材的吸引，我的工作量又回到了正常的状态。
2003和2004年，我共获评月度佳作10篇：《更绝望的人死于高空》、《举重冠军之死》、《他和他的四颗肾脏》、《一场秋雨导致的交通瘫痪》、《富商吴良定：10亿元打造助学基金》、《人工盲童》、《无情戒毒术》、《沈阳儿童村：一个复杂的“丑闻”》、《农民富豪的乌托邦》、《悲情航班MU5210》。
另有《解密小汤山》获当月好策划奖，《故宫大修：不可能完美的大修》获当月佳作提名。
《举重冠军之死》获“2003年度南方周末杰出表现”之“杰出特稿”奖。
2003年获奖篇目未统计。未发稿未统计。
在我自己看来，以上奖项主要是在一年时间当中获得的，即2003年6月到2004年6月。2003年我发表报道43篇，新闻性强的篇目集中在下半年；2004年只发表26篇，为前一年的60％，精力的付出又主要集中在上半年。
以这两年的总的工作量上说，我应该超出了全体记者的平均量。不过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多些，这也是事实。
与同事聊天时，我曾经说过，也许要再过几年，《南方周末》才能看清“特稿”对它的贡献。在新闻价值观、题材开拓、采访思路、事件理解和文本表现方面，我们的操作水平都远远领先于国内同行，即便称之为业内标杆也决不为过。谙熟“特稿”操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本质元素也就是周报周刊的本质元素的强化版，它的核心竞争力也代表了周报周刊的核心竞争力，它的经验会在相当程度上帮助《南方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