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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巴
稿子发了之后，长江医院詹国强两次打来电话，邀我一起“坐坐”，而另一家与长江医院不相干的民营医院，也莫名其妙地托人找我“吃饭”。我都没去。有哥们说是“鸿门宴”，我想还不至于。
做这个稿子的一大成就感，是长江医院没有像以前做批评报道那样事后发来“律师函”，或者再在某报发一个“声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直闲着。前一阵，我曾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自称是检察日报的，向我核实一下我稿子开头提的患者的姓名和身份（我用的化名），我检察日报有四个同学，当年毕业时我本来也要去的，结果三言两语下来，那人便挂了电话。现在判断，这人不知道和长江医院有什么关系。显然，他们是想找点稿子的把柄，组织“反击”。
类似的“反击”，做新兴医院的一家媒体就不幸遭遇到了。在新浪网的首页上，有一个“新兴妈妈回娘家”的链接，点开之后你便会发现里面别有洞天，原来大半内容是寒碜一个批评过新兴医院的媒体。最损的是一个“欧洲大奖游”的有奖竞猜：
去年某媒体刊登了对新兴医院严重失实的报道，给其声誉造成了一定影响，后来该媒体向新兴医院发了致歉函，请问该媒体的名字是：A．瞭望东方周刊；B。新京报。
所以无论怎么着，南方周末千万别给长江医院发致歉函。
（相关报道：《“送子神话”的背后》2006年3月2日）
成功（新闻板块，广州）
“你们终于来了。”海南省公安厅政治部李主任告诉我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昨晚审讯快结束时，马加爵反复几次向审讯人员提出要见南方周末记者，要接受你们的独家采访，要说说自己的作案经过、心理历程和逃亡情况。”
说来凑巧，从2004年3月到2005年7月，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我碰到了两个著名的杀人犯：马加爵和阿星。
打开被束之高阁的“采访资料”，我才发现马加爵和最近采访的阿星身上有太多的相似点：他们都生长广西的小山村，一个来自广西宾州，一个广西天等县；他们都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一个是还未毕业的大学生，一个年仅20岁的打工仔；他们都因为一句话而杀人，一个因为同学说他打牌作弊，一个因为工厂主管骂了一句难听的话；他们都压抑太久，一个长期得不到身边同学尊重，自己很自卑，一个每天12小时在血汗工厂拼命，还时常要面对主管训斥和失业的威胁；他们都残暴地杀人，一个用大铁锤先后砸向四个同学的脑袋，并且饶有耐心地将尸体装入储物柜，平静地离开校园，一个抡起4把大刀，轮番砍向主管的脖子，并从主管的口袋中掏走了300多块钱……最为巧合的是，在到达人生旅途的终点站之前，他们都想见《南方周末》，见见《南方周末》的记者。
天涯海角追上马加爵
去年3月15日晚11点多，我正在海口宾馆紧张写另一篇稿，副主编毛哲打来电话说，得到一个消息，马加爵在海南三亚落网。因为我离三亚最近，所以让我第二天早上一定赶到三亚，进行采访。
我立即着手赶往马加爵落网之地。海口离三亚200多公里，全程高速要两个多小时。因为手上的稿子当期要用，我加快进度，到凌晨2点半终于搞掂。接着，我打电话给宾馆大堂经理，询问现在还有没有去三亚的车。经理发出一阵的怪笑，说现在是凌晨3点，没有车！
想着早上赶到三亚的死限，我便和大堂经理纠缠起来，一定要他安排车。逼得没办法，大堂经理只好叫上一位有私家车的亲戚，让他送我去三亚。收拾行李、退房、定车，一番折腾，已经四点多，赶紧上路。
听说我是记者，开车的师傅问我是去采访马加爵吧？我大吃了一惊，司机师傅告诉我他是从中央台知道马加爵在三亚落网的。因为是凌晨，高速路上的车特别少，司机脚下的油门自然舒畅不少，我也在车上打起了瞌睡。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在车后座上睡着的我猛然惊醒，奇怪地发现汽车安安静静地躺在高速路旁一个匝道上，司机也不见了，四周土坡上长满青草。当下心头一紧：难道我在睡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司机师傅正在换轮胎，原来后车轮出了一点问题。此刻，我庆幸还在人间。
16日7时许，赶到三亚，天已放亮。三亚公安局门口停满了车，电视台、报社的记者已经堵在门口，大有磨刀霍霍的架势。
在当地几个记者帮助下，我很快找到当时抓捕马加爵的警察，并找到现场一些目击者，搞清了当时现场情况。我心中盘算，要尽量找机会见到马加爵，更奢侈的想法是能够和他面对面谈一谈。
马加爵要见《南方周末》
到了三亚公安局，“南方周末记者？”接过名片，一位女警察脸上的表情由开始的惊诧慢慢变成困惑，最后又一阵释然的笑。
我很奇怪她的表情如此复杂，并且变得这么快。《南方周末》在海南政法线名头很响，凡去法院、公安局采访，大家无一例外先和你谈几分钟有关《“反腐狂人”的梦想与悲怆》这篇文章，虽然褒贬不一，但是南方周末的影响力却不可轻视。我最初猜想是不是他们还惦记着那篇报道留给他们的印象，但是很快真相大白了。
这位女警察把我领到一位中年男人面前，介绍说这是南方周末记者。这位中年男人看了一眼名片，突然双手握着我，让人猝不及防，冷峻、严酷的脸也变得亲和起来，从他坚定的眼神中，我能够感受到他对南方周末的尊重。
“南方周末来得真是快啊！”他笑着说，不断感叹昨晚马加爵刚被抓，今早南方周末就赶过来了。
“你们终于来了。”他自我介绍是海南省公安厅政治部李主任，主管宣传，看到我一脸迷惑的样子，他告诉我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昨晚审讯快结束时，马加爵反复几次向审讯人员提出要见南方周末记者，要接受你们的独家采访，要说说自己的作案经过、心理历程和逃亡情况。”
说完，李就到隔壁房间向公安厅一位副厅长请示，临走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如果上面同意，我亲自陪你去见马加爵。”
利用这个机会，我和旁边一位刑警攀谈起来，这个恰好参加审讯的警官透露，马加爵供述，他在逃亡的过程中，也曾经几次想联系《南方周末》，但因为多种因素，最终未能实现。
很兴奋，我赶紧向编辑部报告这一情况，并商量在见到马加爵时如何提问，以洞察一个逃犯和一个大学生的内心世界。同时，马加爵要见南方周末的消息也震动了编辑部同仁，这个曾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少年变态杀人恶魔”也显示其另外的一面。
擦肩而过的马加爵
“厅长说不同意，要请示公安部。”海南公安厅政治部的李主任无奈摆摆手，礼貌地说，“我也希望能陪你去采访马加爵，这是个独家大新闻。”
请示公安部，结果可想而知，但编辑部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努力争取。李主任催促我赶快取得公安部特批，因为下午马加爵要从看守所移交到昆明警方手中，时间很紧。看到李主任对我们报纸有好感，我就盯着他死缠烂打。最后通过他，我顺利找到正在三亚看守所的公安部专案组的一位成员，可是他始终不松口。
16日下午5时许，马加爵移交给昆明警方，公安部还是没有同意，而现场指挥的公安部专案组成员也恪尽职守，他私下里说也很喜欢南方周末，但考虑到公安没有对马加爵的口供固定下来，万一对南方周末说得不一样，以后很难统一起来。“我个人认为，应该给犯罪嫌疑人说话的这个权利，但许多因素还未确定，所以要得到上级领导批示。”他坦言自己只是个处长，无能为力。
最终没有能够采访到马加爵，作为一个记者，最为沮丧的莫过于此。无论对于马加爵本人，还是急切想了解马加爵的民众，不能接受采访都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也许马加爵有很多话想对他信任的南方周末说，但是他没有机会了。在移交前的那一刻，我隔着看守所窗口看着马加爵，皮肤黝黑的他双手捧着一根烟，猛抽几口。警方试图用抽烟让他平静下来，但对带着脚镣的他怎么也没有效果。
反思马加爵
第二天，我翻开报纸，发现许多报纸用惊人口吻写道“本报独家对话马加爵”，有些甚至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