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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思想成分并不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
八、 当代人学：失落与复归
中国当代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此前可称为毛泽东时代，此后可称为邓小平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按照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建国构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应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为此他批评过希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为“左倾冒进主义”。但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却批评了刘少奇等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并急速展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性质改变了，社会矛盾和革命对象也跟着改变。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中，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思想的革命中，人的思想自由成了严重问题，几乎丧失殆尽，出现了批“胡风反党集团”、批俞平伯红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右、庐山事变、“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的思想政治运动和“大跃进”、大饥荒等荒诞事件。在中国人学史上，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人性、人权（生存的权利和思想的权利）严重失落的时代。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建国以后一连串践踏人性、违背民心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把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要挽救国家就必须顺应民心，要顺应民心就必须停止“阶级斗争”，要停止“阶级斗争”就必须废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废除“继续革命”的理论就必须把毛泽东从神坛上请下来，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是非得失。民心难违，救国要紧。邓小平以巨大的勇气和非凡的见识，策划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基本否定了“反右运动”，客观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果断提出了停止阶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略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民富国强的时代。邓小平的人学思想，从其讲话和实践中可概括出如下几点：一是人性平等、人权平等，这从他给“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摘帽的实践及“共产主义也承认个人利益”的讲话中可以见出。此后，“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子女再不必背上沉重的枷锁，他们有了与工农子女一样的上学、参军、入团、入党的机会；工农子女再也不可凭出身享有特权，他们必须凭努力才能挣得社会地位；共产党员再也不必讳言个人利益，他们也可通过勤劳致富，成为百万富翁。二是富民思想及义利思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利”与“义”不是对立的，检验社会主义的三条标准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鼓励人们勤劳致富。三是解放思想，民主自由。马克思、毛泽东不是神，也会犯错误。要破除对马克思、毛泽东的迷信，用实事求是和发展开放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应该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他自己。应该用民主法制防止专制独裁，给人民起码的思想自由。于是，人们有了思想的权利，再也不会因议论现实、臧否政治而身陷囹圄。此外，邓小平时代还表现出对人的基本的性权利的尊重和宽容。
邓小平的思想，好像一夜春风，吹开了新时期中国人学园地千树万树的春花，中国人学史迎来了第三次启蒙思潮。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是要用温馨的人道主义代替血腥的阶级斗争，用平等的共同人性代替不平等的阶级人性，用生物属性与非生物属性相统一的人性论代替否定、践踏人的最起码的生物属性的人性论，消除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对人、人性、人的起码的生存权利和思想权利的异化。其思想代表当推李泽厚和刘再复。这两人都强调人性是感性与理性、个体性与社会性、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的统一，反对扼杀人的基本属性和生存权利的人性论；都强调人的主体性，即精神自主性、能动性，反对把人变成工具、奴隶；都对历史与现实，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现实中扼杀人性的一面作出了大胆的批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泽厚，他公开用能动的实践本体论改造马克思的自然本体论，用“告别革命”（借用他后期语）改造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并把这种经过他批评、改造的马克思主义称作“后马克思主义”。在这场批判异化的讨论中，一直紧跟毛泽东，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中共文艺界、思想界领导人周扬，深感于建？
桃花得气美人中
——南明痛史与南明妓女
？ 王 淼
公元1644年，中国干支纪年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死，明朝灭亡。随之，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四个南明小朝廷走马灯似的先后建立并消亡，中国南方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群雄争霸局面，一直到清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1673～1681），大规模的民族矛盾方宣告结束，满清政府才算真正坐稳了江山。
阅读南明的历史是颇让人感慨且困惑的，因为满清入关伊始，其铁骑不过区区数万人，而南明朝廷此时尚有大量的正规军存在，在数量上无疑占有着绝对的优势。以这样区区数万满清军队去征服古老中国并最终“入主中原”，恐怕满人起初连想也是不敢去想的，当时他们的目的也无非是为了劫掠一番，衣锦还乡而已，然让多尔衮始料未及的是偌大中国竟然形同散沙，一触即溃，清兵所到之处，南明将士纷纷倒戈，如入无人之境。于是，满清这个只有四十多万人的游牧民族，带着同样多的奴隶，在征服了有着三四百万人的辽河流域之后，最终入主统治了数千万人的中国。
那么，到底是谁毁掉了大明的江山呢？《大义觉迷录》所载的雍正“上谕”透露了其中的秘密：“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清兵进攻南京时，仅仅江北降清的南明守军就远远超过了两路南下清兵的总和，其中包括总兵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多名（据多铎向清廷的奏报），另外还要加上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部，以及黄得功手下将领田雄、马得功部，这些南明旧部为清廷征战时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满清的军队。
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他认为“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国”尚不可惧，只要人心在，仍然可以卧薪尝胆，力图恢复；可惧的是“亡天下”，人道不存，即使存国也已没有什么意义，那就一切希望全无了！应该说晚明社会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亡天下”的局面。
晚明社会已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明朝的灭亡也正是晚明社会各方面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南明小朝廷，则延续了晚明社会所有的弊病而苟延残喘。朝廷内部绝大多数官僚仍然因袭了党争之故套，一切都是以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荣利禄，趋声势，私妻子”，相互拆台，自相火并，结党营私，内部倾轧。甚至包括那些“民族英雄”如郑成功等，他首先考虑的也仍然只是郑氏家族的利益，而并非是以国家大局为重，只有当满清政府危及到他自身的利益时，他才会站在比较软弱的南明一边，说穿了南明朝廷不过是他借以号召群雄的旗帜罢了。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一旦国难当头，南明文武官员“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温睿临《南疆逸史》），公然将传统文化的道德教条抛诸脑后，也就决不会是偶然现象了。瞿式耜在桂林城破之日曾经写下了这样的《临难遗表》：“时臣之童仆散尽，止一老兵尚在身旁。夜雨淙淙，遥见城外火光烛天，满城中寂无声响。坐至鸡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