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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先于诗，诗名盛大，可能改善政治遭遇。刘禹锡在诗的方面特别取得卓越的成就。白居易称刘禹锡诗为神妙，《旧唐书·刘禹锡传》特指《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待为佳作。《金陵五题引（序）》里说，“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题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尔。”刘禹锡自负《金陵五题》是绝唱，后世无人能继作，就诗而论，确是无敌的佳篇，如《咏台城》云“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比描写景物的名句“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立意更为高远，刘禹锡无愧为白居易的敌手。不过，刘禹锡最精采的诗是他的乐府诗两卷，他在贬地仿照屈原为沅湘民间改迎神词作《九歌》的遗意，作《竹枝》、《杨柳枝》等词若干首，教巫祝歌唱，流传民间。《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武陵（湖南常德）谿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竹枝》《杨柳枝》以外，还有《浪淘沙词》、《纥那曲词》也是采用民歌形式的创作，《浪淘沙词》是七言诗，《纥那曲词》是五言诗，虽然与后起的词句法有异，随着音乐的变化，很自然地会变成词。诗话家评刘禹锡文学上成就说，“大概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诗优于他文”。这个评语是恰当的。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三人诗大体上都属于通俗类，因之广泛地播扬在人口，士大夫作品，有意为民众所享受，这应该说是元白等人的贡献。但也有流弊，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里说，“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司文者考变种之由，往往归咎于稹”。通俗化的诗被新进小生转展仿效，变成支离褊浅庸俗化的诗，陈言滥调，充满诗苑，这在元白是始料所不及的。要挽救庸俗化的弊风，需要强弓大戟般的硬体诗来抵消元白末流的软体诗。韩愈一派的诗人，很好地负起了挽救的责任。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首领，古文运动不仅是反对陈腐的今体文（唐四六），更重要的是力图复兴极衰的儒家学说，推翻声势极盛的佛道二教，所以韩愈古文富有战斗精神，不愧为“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宋人诗话说“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韩诗与古文一样，象长江大河，浩浩瀚瀚，表现笔力雄健才思富赡的极致，李白杜甫的精华，被韩诗吸收并神而化之，独成一大家，可以说杜文不很工，却不可以说韩诗不工。韩愈在《调张籍》诗里指出自己学李杜的心得说，“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两句，说明韩诗与李杜诗精神融合成一体，经营不必太忙，却自然合于李杜。韩诗变化怪奇，主要得自李白，法度森严，主要得自杜甫，他在《调张籍》诗中斥责李杜优劣论（当以元稹为此论代表），说，“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不是学李杜同样有得，对李杜同样深知，是容易偏袒李杜立在某一方的。
韩愈是中唐创硬体诗的一大家，有如白居易创通俗诗也是一大家。韩派诗人多有名人，最著者张籍孟郊贾岛樊宗师卢仝李翱李贺等人。张籍于唐德宗时登进士第，深得韩愈重视，韩愈《醉赠张秘书诗》云“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调张籍诗》云“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颌颃”。韩愈承认张籍学李杜，与自己有同样的成就，可以颉颃同飞。所谓学古淡，古是指张诗擅长乐府，多用古乐府为题，淡是指辞意通显，不作雕饰，张籍与白居易元稹唱和，诗句通俗，但不同于元白未流，所以说“轩鹤避鸡群”。如《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这种意境，也是从学杜得来。韩愈给张籍诗评价很高，《病中赠张十八》诗云“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张诗往往语已尽而意有余，扛鼎的笔力当是指此。
韩愈重视的诗友，又有孟郊（字东野）。韩《荐士》诗赞扬孟郊的笔力说“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音傲ao）”。《韩集》有韩孟联句诗数篇，孟笔力足与韩为敌。孟郊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便引为忘形之友。张籍性诡激也得韩愈器重，大抵韩创硬体诗文，与庸俗文派作斗争，需要一些异乎流俗的士人为友朋，这些人得到韩愈表扬，文名振起，形成韩氏一派的名士。盂郊诗专写穷苦，所谓“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他看自己是穷蹙到不容于天地之间的末路人，精神状态极不健康。这和韩愈的雄伟恢宏，恰恰相反，韩愈对他却大加称颂，《醉留东野》诗云“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诗末又说“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韩孟二人文学上是同道，因此友情如此真挚。孟郊自称作诗的苦处说，“夜吟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这样苦吟出蹇湿穷僻的诗句，自然是使人愁惨不乐的呻吟声，韩愈却称孟诗“荣华肖天秀，捷疾愈响报”。说的恰恰与实际相反，是讥刺还是标榜，显然是标榜。同派李观论孟诗“郊之五言诗，其高处在古无上，其平处下顾二谢（谢灵运、谢惠连）”，也是说的与实际不合。要和熟软诗风作斗争，这种僻涩体诗有一定的抗俗作用，韩派人给以过分的赞扬，不是全没有理由。司空图说元白是力强气弱，乃都市的豪估，孟郊等以穷僻和豪估对抗，才显得白辟一境。
另一个以穷寒僻涩为诗境的作者贾岛，在韩门比张籍孟郊地位较次。贾岛原是僧人，名无本。韩愈教他为文，使弃佛还俗。他屡举进士不第，当然更增加穷愁饥寒的苦处。贾诗写穷比孟郊更甚，孟郊诗“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还能种稻斫柴，维持生活。贾岛诗“市中有樵山，客舍寒无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干”。僧徒过的是寄生虫生活，贾岛原是僧徒，还俗以后，依然仍是寄生虫，市中有柴山，还可以说无钱买柴，井下有甘泉，懒得去汲水，宁愿釜中常苦干，这种懒人，渴死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同情。他吟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二句无非是写孤独生活，无甚意义。不过，刻苦锻炼，三年才吟得这两句，对轻率庸俗摇笔即来的元和体未流，有矫枉的作用。
韩愈派诗文最奇怪的作者要首推樊宗师。樊宗师作诗七百一十九篇，留传只有《蜀绵州越王楼》诗一首。此诗有序一篇，造句怪异，不知其意何在。如序首“绵之城，帝猲（猲音歇xie，同揭）、掀明威……”等句，只有“绵之城”三字尚成语，余句全不可懂。诗也同样难解，如“危楼倚天门，如星辰宫，穰薄龙虎怪，洄洄绕雷风”。这种字奇意不奇的七百多篇诗，仅得留存一篇，足见无留存的价值。韩愈为樊绍述作墓志铭，称樊诗文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铭文更大加赞扬，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樊文字极艰涩，韩称为文从字顺，未免太不合事实。文章固然务去陈言，但不必要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词必己出，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有“瑶翻碧潋（音殓lian），嵬眼倾耳”等句，前人未曾说过这样的怪话，樊宗帅说了能有什么新进境！这是韩愈派中最低劣的一个作者，所作书（《魁纪公》、《樊子》、《春秋集传》三种）、文二百九十一篇、杂文二百二十篇、赋十篇、诗七百一十九篇，写作虽多，除《绛守居园池记》及《蜀绵州越王楼》诗各一篇偶得幸存，其余全部被淘汰”正是最公正合理的裁判。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之后，文笔则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奇是务去陈言的结果，辞义全新，超越凡俗，所谓奇实际就是新。韩愈诗文富于创造性，尤其是在古文方面，新奇的影响特别深远。涩与奇正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