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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就找犹他州一处风景优美的人间仙境，尽情地陶醉其中，身边通常有一位同样美如天仙的佳人陪伴。
那个夏天就像沙漠里的春天一样，转瞬即逝，等它结束时我才真正体会到遗憾的滋味。万德霍夫博士和格里姆斯博士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与我们保持联系，弗兰克，”格里姆斯博士说。“如果我们想找一位长期的社会学教授，我们很愿意把您从蓝天上引诱下来。”格里姆斯博士说。
我的学生中至少有50个找到我，说他们如何如何喜欢我的课，并向我告别，祝我好运。
我真不愿意离开犹他州这个乌托邦，但我找不到充足的理由留下来。如果我在这里逗留，我的过去肯定就会来纠缠我，我可不愿意让这些人对我的美好印象受到玷污。
我西去加利福尼亚。当我翻越山脉时，山脊上起了大风暴，但这与我很快就会犯下的一连串弥天大罪来，简直算不上什么。
前休斯敦警察局长有一次这样说我：“弗兰克·阿巴纳勒即使用一张手纸开支票，从联邦财政部提款，签名是‘你上当了’，以一张香港驾驶执照作为身份证明，也照样能从城里任何一家银行兑出现金来。”
加州尤里卡的几位银行职员也会同意这种说法。实际上，如果它以决议的形式提出来，全国各地肯定会有大批出纳员和银行官员争相附议。
说实在的，我并没有那么鲁莽。不过。我对银行工作人员采取的一些做法确实令他们尴尬得无地自容，更不用说他们还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了。
对我来说，尤里卡是我成为一个专业骗客的开端。当然啦，我到达这个城市时已是支票诈骗方面的一位高年级学生。
下期我并不是故意选择尤里卡作为我变幻莫测的生涯中的里程碑。它一开始只是我前往旧金山途中的停车加油站，但是一个姑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于是我留下来玩了几天“过家家”。
22、在美丽的小镇上
我并不是故意选择尤里卡作为我变幻莫测的生涯的里程碑。它一开始只是我前往旧金山途中的停车加油站，但是一个姑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于是我留下来玩了几天“过家家”，一边仔细盘算自己的未来。我当时有一种冲动，想逃到国外去，因为我总是隐约感到有一大批联邦调查员、执法人员和侦探在紧密地跟踪我。我这种担心并没有什么切实的理由。我已经将近两年没有用空头支票骗人了，而在此期间“副驾驶员弗兰克·格里姆斯”的假身份也被我束之高阁。我本来应该感到比较安全的，但是没有。我终日惶恐不安、心情烦躁、疑神疑鬼，某人只要多看我两眼，我就怀疑他是警察。
尤里卡加上俏佳人，不出两天就使我内心的忧惧有了缓解。佳人温柔多情、开朗奔放，尤里卡具有将我从小偷升华为大骗客的无限潜力。尤里卡位于加州的北部红杉林区，坐落在太平洋边，是一个美丽宜人的小城市。它像巴斯克渔村一样优美如画、景色迷人，实际上在尤里卡的海湾外确实有一支五彩缤纷的庞大的渔船队。
在我看来，尤里卡最具有吸引力的一点是它的银行。尤里卡的钱庄比我到过的任何一个规模与之相当的城市都多。而我如果想成为一个移居国外的支票诈骗犯，就需要钱，需要很多钱。
我仍然有几沓毫无价值的个人支票，但我突然想到，个人支票实在是小菜一碟，成不了大气候。它是假支票犯罪行为中最简单易行的，但它涉及的地点太多，留下的嫌疑也太多，而炮制一张100美元的空头支票，和兜售5000美元的伪造支票所得到的惩罚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需要一种更有甜头的支票，它能够用同样多的花酿出更多的蜂蜜。比如工资支票。当然啦，是泛美的工资支票。没有人可以说我不是个从一而终的窃贼。
制作假支票的工作十分费力而艰巨，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而且我对最后的成品很不满意。我望着它心想，如果我是一个出纳员，有人拿着这样一张支票请求兑现，我是决不会把钱付给他的。
然而，一件廉价商店里买来的衣服，如果穿在一件水貂皮大衣里面，通常就会被人看作是时髦华贵的了。于是，我为这张兔毛支票设计了一个水貂皮的外套。我选择一个开窗信封，在上面贴了泛美的贴花纸，打出泛美在纽约的地址，弄得蛮像那么回事，然后往里面塞了一张空白的信纸，寄给我自己，地址写的是我住的这家汽车旅馆。第二天上午，这封信就送来了，当地邮局在无意中促成了我的计划。邮局职员在盖邮戳时太敷衍草率了，从信封上绝对看不出信是由哪儿寄出的。此人的马虎劲儿令我心花怒放。
我穿上那套泛美飞行员制服，把支票塞进信封，放在我上衣的内袋里。我驱车到最近的一家银行，风度翩翩地来到一位出纳柜台前，在里面办理业务的是一位年轻女子。“您好，”我面带笑容地说。“我叫弗兰克·阿巴纳勒，在这里度假，几天后到洛杉矶报到。麻烦您，能不能替我兑现这张支票？我认为我有足够的证明材料。”
我从内袋里掏出信封，抽出支票，把它和我的假泛美身份卡和伪造的联邦航空局飞行员证书一起放在柜台上。我故意把信封掉落在柜台上，露出它上面别具特色的泛美标识语和回信地址。
那姑娘看了看我的那些假身份证明，又扫了一眼支票，但她似乎对我这个人更感兴趣。显然，穿制服的商用航空公司飞行员在尤里卡尚属希罕之物。她把支票推给我，让我在后面签字，她把钱数出来时，聊天一样问了我许多问题，关于我的工作和我到过的地方，我回答这些问题时故意迎合她的口味，维护她脑子里关于飞行员的显然很浪漫的形象。
我离开时谨慎地带走了信封。我确信她一定注意到了这个信封，它显然增加了她对支票的信任程度。这笔业务还证实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怀疑：影响出纳员的判断的并不是支票本身多么逼真，而是支票背后的那个人多么出色。
我回到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一直忙碌到半夜，又炮制了好几张假支票，数额都在500美元以上，第二天，我成功地把它们都送给了城市或郊区的几家不同银行。根据我对银行支票例行程序的了解，我估计我还可以在尤里卡再待两天，继续炮制和抛撒伪造的费用支票，接着还有整整三天时间可以旅行，然后第一张支票才会作为假票被退回来。
但是我在隐瞒身份方面偶尔会遇到危机，迫使我改变自己的时间表。
我从不完全沉浸在假身份里而忘记我的真名是小弗兰克·阿巴纳勒。实际上，在与别人的随意交往中，当我觉得没必要演戏，觉得伪装自己不能得到任何好处时，我总是介绍自己名叫弗兰克·阿巴纳勒，是一个来自布朗布克斯的自由人。
在尤里卡也是这样。我在汽车旅馆登记时用的是弗兰克·格里姆斯的名字，还有那个姑娘，她以为我是泛美飞行员，对我崇拜得五体投地，当我远离汽车旅馆和那个姑娘，脱掉飞行员的衣服时，我只是弗兰克·阿巴纳勒。在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真实身份成了一个避难所，可以摆脱伪装带来的压力和紧张。
在尤里卡，我在一家海鲜餐馆结识了一位出海打鱼回来的渔民。他走到我的桌旁停下来，说我正在吃的那条鱼是他亲手捕到的，然后就坐下来跟我聊天。原来他是一个汽车迷，于是我跟他谈了我的那辆福特老爷车，和我给那辆车做的装饰。“嘿，那正是我目前着手装饰的车款，一辆1950年产的有折篷的福特车，”他说。“你有你那辆老爷车的照片吗，呵？”
我摇了摇头。“有倒是有，但都在我家里呢。”我说。
“把你纽约的地址告诉我，待我把我这辆汽车装饰好了，给你寄几张照片去，”他说。“嗬，说不定我还会开车到纽约去看你呢！”
他不太有可能给我写信或到纽约来看我，我也不太可能在纽约收到他的信、见到他的人，于是我从口袋里找一张纸，准备记下我的名字和纽约的地址。
我找到一张空白的银行取款支票。我向侍者借了一支铅笔，在支票背面草草写下我的名字和纽约的地址，就在这时，有人叫那个渔民去接电话，是挂在门边墙上的一个收费电话。
23、百密一疏差点露馅
那个渔民对着话筒说了几分钟，便冲我挥了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