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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齿的艳笑？他体会到了或许只有身处异地的外国人才有的那种事不关己后轻松的浪荡。几年来，大伟一直兢兢业业地努力让自己从一个慢性伤感的陌地过客全身心地转变为一个消费者，尽量不带感情不带评论不带观点地消费。他知道到头来所有消费的矛头都会指向他自己，但这不正是他所需要的吗？不带价值判断地消费掉自己的时间，几乎成了现在何大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并教授两门汉语课外唯一的副业。父亲死以后，母亲和二弟住在一起，大伟很少回国了。钱还是定期往回寄，但他知道母亲只是一个子不动地给他存在银行里，没人真的需要他的钱，是否真的有人需要他回去呢？是否有什么样的期待也像银行里不多的美元一样一点点地积攒着，等着他回去一次性提取呢？这些他以前不敢想的问题，现在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不想了。甚至连不想这类问题本身对他也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有时，他觉得自己像个冒险家一样，闭着眼，不再纠缠于对种种可能后果的反复掂量，而集中对眼前某种不可再生资源（比如时间、情感）的义无反顾般的消费，与畅快同在的刺激带给他解释不清的晕眩甚至沉醉。
在“布莱妮”和“甜心莫妮卡”间选择了后者，有什么理由吗？是眼睛不同的颜色？是三围不同的尺寸？是白种人和拉丁人不同的肤色？还是墨西哥佬脸上不经意间泄漏出的不同暗示？何大伟一边在一张表格填写好了各项栏目，一边喝了一口墨西哥人端上来的咖啡，感觉仿佛自己不是在红灯区里的某间地下办公室，而是在什么政府大楼里，表格将被吞进巨大的金属机器，被切分被溶解。
“今晚八点，在火车站台上见，对吗？”墨西哥佬看过表格后，带着浓重的卷舌西班牙语口音问。
“对，八点，火车站。”
何大伟说完，接过收据，塞进大衣的内兜，朝门口走去。在推开挂着响铃的玻璃门时，他听见身后传来了鸟叫一般的中文说：“你好！”大伟迟疑了一刻，转过身冲着满脸笑出皱纹的墨西哥佬说：“不，是再见，你该说再见！”
何大伟提前十分钟赶到了车站。风很大，他在破旧的候车室里，找到一张面冲挂钟的长椅坐下。坐了一会儿，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下面正合着秒针一格一格的运动，完全不自觉地有节奏地勃起。
到这个小城市的这所地方大学已经两年了，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年。约是一年一签的，系里那个韩国老头主任似乎对大伟还满意，但多签一年又会有多大意义呢？何大伟自己也说不清楚。早晚是要走的，这是双方都知道的，这里没有长期的位置。毕业已经五年了，大伟换了四所大学四所城市，在这里待得算是最久的。第二年的时候，他最焦虑，一年之内挪了两次窝，都是给别人代课，都只是一个学期的临时合同，都是坐在别人的办公室里，看着别人摆在书桌上的全家福，不知所措。那一阵子，每天从学校回到家里，就剩下心慌了。稳定的教职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远得眯上眼使劲看都看不到，自己某种可以预测的未来常常吓得大伟半夜满身是汗地惊醒，35岁就快到了，40了呢，怎么办？那一阵子，他不怕做噩梦，只怕梦见自己。不过后来好多了，一方面是疲沓了，知道急也没用；一方面也是和参加了一次北美汉语教学年会有关。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每年像候鸟一样，时令一变就要扑啦扑啦翅膀另觅新巢。这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只不过和候鸟相比，他们的飞行大多没有明确的方向，但至少也是这么一大群哪，不管哪个方向总能分上好几只。与会者普遍洋溢出的神秘的乐观精神虽然让何大伟很是困惑，但一种找到组织后的归属感还是成功地让他放松下来。他决定像个成熟的成年人一样，在现实生活里找点儿实实在在的乐子。至于未来，由于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仿佛就变成不是他的事了。有一次他甚至和一个美国同事说，他已经从一个个人主义者变成一个集体主义者，并体味到了混融于集体之中的轻快。
不过这次去外地开会倒不是有关汉语教学问题。是他大学时的一位学长组织的有关中国现代诗歌的讨论会，大伟发言的话题是谈中年冯至与青年穆旦的情诗，题目是《在“死的子宫”里“交媾”》。接到“路费报销，可带家属”的通知后，何大伟首先想到的就是“蓝丝绒”，何乐而不为呢？现在那张通知单就和“蓝丝绒”的收据一起夹在他的发言稿里。
时针微微滑过八点后，可想而知的躁动和兴奋被逐渐氤氲开来的忐忑与不安所代替，“甜心莫妮卡”和火车都还没有来。候车室里泛着灰暗的绿光，站台上除了三两灯火零星外，全是一团暮气。大伟软软地站起来，走到门口，不知该朝哪个方向张望，直到听见悠长的汽笛声呜咽地传来时，才坚定地推开门，走到站台上。
黄白的灯光像疾飞的鸽子一样从远处的黑暗里破壳而出，所过之处全是耀眼的翎羽，大伟背身避过光，看着小小的站台像剧场一般掀开帷幕，亮堂起来。刚才自己刚刚穿过的那扇玻璃门被猛地推开，一个中等身材穿着白色棉服的女人夺门而出，在一片白光中，像个风吹来的四脚雪球，用手遮着眼睛，四处看。
大伟犹豫了一下，没有打招呼。要想把眼前这个人和他面对着照片想象出的那个拉丁美女连在一起，需要过多的想象力。他不想费那个力气了。还是对方认出了他，扬着手跑了过来，说：“你是大卫吧？对不起，我来晚了。”
大伟本想纠正一下这个异族女孩的发音，但又何必呢？他现在是大卫还是大伟，真的没什么关系，只要不是“大痿”就行了。想到这儿，大伟笑着用英语说：“没事，没事，我还以为你要放我鸽子了呢。”
“不是，这是我第一次来火车站，不认识。现在谁还坐火车呀？……啊，我明白你想干什么了……我希望你定的是包厢哦。”女孩半仰着头直直地看着他说笑。
何大伟还没有想到对方会这么直接地进入状态，张着嘴愣了半天，才搭出话来：“你是莫妮卡吗？”
“是啊。”
“甜心莫妮卡？”
“是啊，不过现在你想叫我什么都可以，亚洲先生。”
何大伟决定还是叫她莫妮卡，不管她是不是照片上的那个。莫妮卡是个好名字，容易发音，这很方便。而且名字就像她是谁一样，真的不重要。他应该对她说：“其实是你叫我什么都行！”他只是去参加一次无关痛痒的学术会议，想必是面对三五个华裔，磕磕巴巴地念一遍英文讲稿，再磕磕巴巴地回答三五个问题，来回火车上的两夜或许才是他此行的重点。他需要个伴儿。难道他不需要吗？
火车晃晃荡荡开动的时候，莫妮卡、何大伟刚好拉上包厢的门，还没坐下，莫妮卡就随着车身的摇摆靠在大伟的肩上，然后又啊啊呀呀地坐到对面的床铺上，脱下了外衣，露出紧身的上衣和包身的牛仔裤。大伟看着她，在不断的摇摆中似乎一点点地看出了照片上的那个模样，仿佛那个莫妮卡就躲在对面这个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女孩里面，调着性子地慢慢往外冒。
她把帽子和手套都摘了下来，整个人像蜕了层皮，显得小了一圈。不管和照片上那个莫妮卡还有多少距离，应该承认她还是长了一双“莫妮卡”才会有的善睐的明眸的。会说话的眼睛正像只迷路的小羊一样，看着他说：“这位先生，你到××地去做什么呀？”
“开会。”何大伟本想说是学术会议，但考虑到对方紧接下来必然会问开会的议题，而对那的答案绝不会是今晚合适的话题或许未必，或许该问问她对“死的子宫”的理解……还是别冒这个险了，今晚他只是个寂寞的乘客这不需要虚构没必要让莫妮卡觉得自己有什么怪癖那会需要费力的表演。大伟补充了一句：“见几个商业客户。”并开玩笑地问：“小姐，你呢？”
“我嘛……去玩。顺便在路上找个情人！要找个进了屋也不摘帽子的男人。”莫妮卡一边笑，一边把鞋也脱了。那是一双几乎街上每个女孩都在穿的那种翻毛皮靴，她的脚像是两只蜗牛的躯体，扭捏地蜕出了壳，露出十只涂了红指甲盖的触角。她竟没穿袜子。
女孩的活泼是那么的久违，打了大伟一个措手不及。女孩又说了一句，“不会是怕自己发型不好看吧？”大伟才意识到自己的毛线帽子还罩在脑袋上，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