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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这些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身上穿着新衣服，脸上抹着大红脸蛋，手里拿着小旗子，嘴里机械地喊着口号，加上耳旁稀稀拉拉不齐的锣声、鼓声、口号声，我觉得很不舒服，甚至觉得有些尴尬。
这并不是我们安排的，不知道是哪一级政府、街道委员会，还是中日医院安排的，事先也没有向奥申委报告。
用这种方式在医院门口欢迎国际奥委会考察团，我觉得有点画蛇添足了。
我们的车进大门口的时候，锣鼓声已经很大了，车上的人说话基本听不到。我看到车上的考察团成员们脸上并没有显得多么高兴，有的人显得一脸疑惑，出于礼貌，有几个成员也机械地向窗外的小学生们挥了挥手。我看到何振梁同志也在皱着眉头，张百发同志也面无表情地看着外边，有时挥几下手。万嗣铨同志一脸不高兴，小声说道：“谁让他们搞的？瞎胡闹。”我由于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下面看我很清楚，我感到很不舒服，但出于礼貌，也挥了几下手。那是我在接待考察团过程中感到最不愉快、最尴尬的事。
后来听陪同考察团成员的翻译人员告诉我，当时一个考察团成员问翻译：“小学生们在干吗？”“为什么他们不去上课？跑到这里来敲鼓？脸上还涂红的？”
我们的翻译人员不知如何回答。
6、申奥工作“时间差”
我从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实际工作中总结出一个理论观点：接待工作需要打“时间差”。也就是工作要做到“前面”，尽量向前，决不能拖后。许多时候，做到前面就是高质量，拖到后面就是低水平。高质量和低水平之间有时就是那么一点前后时间的差别。
在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工作中，我们设计了很多方案，特别是在细节上下功夫，给自己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
比如，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评估团下飞机后，“行李要先于人到房间”。当时有的同志认为不可能，说：“我们搞了几十年的接待工作了，这是很难做到的。”也有的同志认为没必要，“早一点晚一点无所谓，只要不耽误客人使用就可以。”我和一些同志坚决支持万嗣铨秘书长提出的这一主张，认为不但能做到，并且一定会做得很好。
对于下飞机后行李出关等一些细节，我比较了解。因为在准备接待国际奥委会的方案过程中，我曾再次到首都机场进行过实地考察，跟着给飞机运送行李的电瓶车，到航站楼外行李传送带的入口处，并且亲自从行李传送带的入口处钻过去，跟着行李一起钻出来，钻过两三遍。一秒一秒地计算时间，从而掌握了第一手实际情况。
为了使国际奥委会考察团成员下飞机时，能快捷、方便地走出来，减少等行李带来的时间上的浪费，并反映我们工作的高效率，我们提前几周甚至更长时间，就了解到每个评估团成员来北京的航班号（因为不是每个成员都能乘同一班飞机的），然后与当地我使馆联系，在其登机前和登机时给予照顾。或把制作精美的、醒目的VIP行李牌寄送给本人，请他到时候拴在自己的行李上。如果乘坐的是中国民航，我们事先与中国民航联系，在飞机上给予照顾，并把他们的行李放在靠机舱门口。以便下飞机时我们接待人员很快就能找到其行李。
在考察团下飞机后，我们首先请他们进VIP室。这是一种高规格的待遇，我们的领导和礼宾官为他们举行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然后，请记者们咯嚓嚓照相，进行简单的采访。他们会感到对他们的重视和热情。但同时我们利用这个仪式打了个“时间差”，仪式何时结束由我们决定。
机场里，我们负责接行李的人利用这个时间去把评估团成员的行李全部找到，核对好，并装好车后，用对讲机向我报告：“行李已全部装好车。”
我用对讲机回答：“好，你们立刻出发。”
然后，我立刻报告万秘书长：“行李车已经出发了，仪式可以结束了。”
几分钟后，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我们引导考察团成员出门上车。上车前，我们的礼宾官分别告诉客人：“这辆车从现在开始归您使用，您的司机是×先生，这位是您的翻译××小姐，从现在开始，他们为您工作。”
这也是我们设计的内容。车子、司机、翻译，这都是客人较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们来中国工作需要的基本条件，我们肯定要提供的。但早一点提供，早一点告诉他和晚一些提供，晚一些告诉他，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强调，就是要在他们到中国后的第一时间就告诉他，提供给他，让他有一种感觉。接待工作质量有时就要一种感觉，这也是“时间差”，早提供并早告诉不多花一分钱，晚提供晚告诉也不能省一分钱。但这却是接待工作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
考察团的车子出机场后一路畅通无阻，从刚修好的机场高速路上驶过，这是机场高速路通车后迎接的第一批汽车。汽车很快到了中国大饭店。考察团成员一进饭店大堂，饭店总经理带领部分员工列队欢迎，总经理与团长及每位成员握手，并且能够叫出每位成员的名字。考察团成员感到非常吃惊和亲切。
这也是我们设计的内容，要求饭店做到。我小时候有过一次类似的终生难忘的经历：上中学时，我考上一所为国家培养外交官的外国语学校后，我跟着父母亲去学校报到，走到学校大门口就不让家长进了。当我一个人走进大门时，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看见朝我走过来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是她喊我，并帮我拿行李。这个老师就是我的班主任，刚刚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她看照片背下了班里16个学生的名字，并在看见学生后的第一时间叫出来，这是当时校长给她们的任务。我不记得当时自己是如何表现的，只是有一种非常亲切的特殊感觉，并且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老师，喜欢上这所学校。
考察团进到饭店后，服务员分别带领考察团成员去各自的房间。
当他们进入自己的房间后，第一眼看到的是自己的行李已经舒适地摆在行李架上。
当然，房间里还有鲜花、水果和饭店给他们的欢迎信，办公桌上摆着我们为他们准备的详细的日程安排和各种需要的文件、资料等，坐下就可以办公。
我没有亲眼看到他们进到房间后的表情，也很难猜测他们当时的心情。但据后来饭店服务员跟我们讲，考察团的成员看到自己的行李后很惊讶，都表现出很高的热情。我想，人是有共性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像我刚进入外语学校时的心情一样温暖。
7、无可挑剔的北京交警队伍
在筹备和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过程中，和我们奥申委配合最多也是最好的，是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干警们。提前几个月，我们就一起研究路线、地点、时间之间的关系，一起多次顺着考察的路线踩点。那时北京的交通状况虽然比现在要好得多，但上下班时间塞车也是经常的。因此，能否保证路上不耽误时间，顺利完成每个工作点的任务，就要看交管局同志的了。事实证明，由于我们准备工作的充分，大家高度重视，团结奋战，废寝忘食地研究探讨，在正式接待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从这件事上，我开始认识到交警工作的辛苦和重要。
在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几天里，从考察团一下飞机，到最后登上飞机离开中国，我都自始至终跟着考察团，并在张百发和万嗣铨同志的领导下指挥、协调着这个考察队伍的每个行程和安排。
在整个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工作中，张百发、万嗣铨同志和我组成了前方指挥小组。考察团分坐两辆考斯特中巴车，团长等人坐在第一辆车上，由何振梁等同志陪同。张百发同志坐在司机的后面，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万嗣铨同志坐在我的后面。我身上全副武装：西服左边的口袋里放着厚厚的几页纸整个考察的日程及各工作点、各项工作负责人的联系电话（那时手机里还不能存电话号）；右边的口袋里揣着手机；手上拿着对讲机，随时与奥申委总部（刘岩、刘容等在家值班）、在前面打前站的车（由肖宁同志带领）、开道车及各工作点保持联系，下达指令并随时接听他们的报告；脖子上挂着北京奥申委的证件和接待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特殊证件。我随时掌握着时间进度，到每个工作点后，及时了解下一个点和再下一个点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