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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住下之后，考察立即开始。我们这一组从杭州出发考察周边城市，主要是宁波，因为公司的产品在浙江一省，只有宁波与温州两地处于上风，别的城市我们都屈居其次。我们改坐火车到的那里，首先访问了本公司的经销商，一位非常节俭的中年男士。他的铺面相当大，货物流转的数量与金额自然也大，但穿着与谈吐都很实在。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我们这个行业如何沿着销售链条展开竞争的细节。
产品从公司发出，到达市场部仓库，再分送各家一级批发商，经过他们向二级走货，然后到达零售终端，包括大卖场，中小超市、居民区商亭、街头小贩，每一个环节都要有合理的价差。价差是拉拢终端的重要条件，因为销售者靠这个赚钱。但价差对于终端又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因为消费者是否知道你的产品，是否信赖你的产品，是否进店之后主动寻找你的产品，这个第一重要。如果说消费时代开始到来，这种产销关系就是证据。而那些垄断行业之所以敢于以谋求自身最大利益为存在的主要目标，从不主动尊重消费者的权利，胆子就来自官商一体，能回避自由竞争。自由竞争体现的是经济民主与权利平等，它是民间资本的脐带，也是民间资本无法摆脱的绞索。
回到杭州，进行第一场总结的时候，所有小组的调查都受到了总裁的批评。总裁怒气冲冲地质问每一个小组：你们那里有多少批发市场？有多少家终端？你们走访的比例占多少？我们与对手在一批商环节有什么差异？我们的产品在货架上占比多少？你们在居民区翻查垃圾桶了吗？里头有多少是我们的空包装，有多少是对手的空包装？等等等等，问得我们大气不敢出，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不要以为我们今年的旺季销售增长了一倍就是胜利，对手的增长比我们高得多！”
总裁的结语把一块沉重的石头抛到了各位高层与主管的心上，大家一路上的轻松与喜悦烟消云散。
我们今年输了么？这种输赢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司的命运？大家都在这样想。
杭州之后，我们转赴上海，然后是沈阳、北京、长沙，自长沙飞回广州。
这一趟转战对于我意义深远。我开始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市场组织化，知道了一个营销人员在公司的市场网络中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而最大的收获则是我可以站在中国一个特殊产业的顶端来观察经济，思考问题，因为高居这个产业顶峰的只有公司与公司的对手，没有第三个巨头。这两家公司的兴起与发展对于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具有多大意义？它们的命运将会怎样？这种命运对中国社会现有的进程将产生什么影响？
回到总部，大部分人员投入了日常工作，小部分人员由总裁率领去了珠海，关在度假村的一座别墅里继续研讨。在研讨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份由某家咨询公司提供的调研报告，主题与我们此次北上的一样，这时候我才知道公司做了两手准备：内部人员的考察和第三方的客观调查。
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今年的旺季我们遭到了对手低价促销的打击，在价格策略上反应慢了一拍。如果对手一直这样下去，整个行业将重新洗牌，中小企业会因为无法持久而不得不退出市场，两大巨头则陷入不计血本的肉搏之中，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成为彻底的赢家。
“我考虑约对方谈谈。”总裁说。
我不赞成这么做，因为这时候主动提出讲和就意味着向对方示弱，而不管出于多么善良的愿望。一旦对方得到了求和信号，哪怕只是暗示，他的信心也会大大增强，出手将更狠。最好的办法是与他相持，而相持需要巨额的资本支撑。我不知道公司有没有那样强大的资本背景，因此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想法。
“下一步，公司内部应该怎么办？”总裁继续向大家问计。
沉默，都在思考，想讲出合适的意见。
“我想知道您的意图。”我说，第一个打破会议室的宁静。尽管在座的同仁个个比我职位高，按顺序轮不到我发言，但我顾不了这么多，豁出去了。
总裁微笑着走到我的面前，温和地鼓励：“说说你的想法。”
“您是希望公司扩大，还是希望公司增值？”
我这两句话不仅仅是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对社会来讲，公司当然是一项事业，所以有扩大与缩小的选择；对投资人来说，公司又是一种产品，有增值与贬值的可能，在公司最旺盛的时候将它变卖套现，也不失为投资人的一种明智的获利方式。我判断总裁目前思考的事情正与它们相关，所以这样提出自己的意见。
“我希望公司扩大。”总裁说，对我赞许地点了点头。
这是个明确的信息，就是说公司的当家人并不想把公司脱手。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总裁不得不考虑卖与不卖公司的问题？如果总裁真的一心希望把企业做大，他的意图能够顺利地实现吗？
暂时当然不会有任何答案。
十七
星期天上午，珠海会议结束，司机将我直接送回了住处，一楼的室友开的门。
我们的住房进门是个院子，然后是厅堂，厅堂里只有一间东厢房，室友住了多年。他是粤西人，担任着生产部下面一个科的主管，为人随和低调。
“你来客人了！”室友说，很为我高兴的样子。
我已经看见客厅里坐着两个人，一男一女，背向着大门，一边看电视一边闲谈。
“×科长回来了！”室友在前面走，顺便向来客报了个信。
那位女士马上站了起来，有点紧张地看着我；男士侧头望了望，并不起身。
我很惊讶，停下来看着那位女士说：“是你？”
“没有想到吧！”她边说话边有点兴奋地笑了，脸色因为不大好意思而马上红了起来。
这位女士比我小好几岁，曾经与我同事。当时北京承办第十一届亚运会，全国各地，包括我们市，都成立了工作机构，临时抽调一批人员，以政府的名义销售亚运会会徽与吉祥物，筹集资金。那么小的一个铝质徽章，在我们市卖到三元人民币一个，每一位干部职工都得买，不然就是不爱国。市里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实际人数向下摊派，然后一家单位一家单位上门收钱。我和那位女士在市里的这个临时机构一起工作过，任务完成，机构撤销，我回了原单位，她去了哪儿我不清楚，此后再没有过来往。想不到会在如此遥远的地方重逢，真是人生的又一幕喜剧。
“没有想到！”我说，温和地笑了笑。“我住二楼，走，上去坐。”
“好。你坐一会儿”老乡向那位先生告辞，我这才明白他们不是一起来的，于是多看了那位先生一眼。
出门十多日，宿舍里面有点不像样子了，主要是灰尘，落满了写字台和几把凳子和一对硬木沙发。蚊帐走的时候放了下来用夹子夹着，被子也翻过来卷在一起，情况好一些。邻居开着门，但不在屋里；珠海的会她没有参加，既然门不关，应该走得不远。
进门之后，老乡二话不说，先帮我打来一盆水，在门板背后取下成色最差的那条毛巾问：“是抹布吧？”我说可以当抹布用，她于是马上开始收拾房间，我作为主人反倒没事可做。
“你们的条件还是可以的。”她一边做事一边告诉我。
“你呢，现在在做什么？”我问。我以为她来是想要我帮忙介绍工作，有点等她说出这个要求的意思。
“我工作的地方离你这里不远，骑车半个小时。”她说。
“你在这边工作？”我更意外。
“我早就来了，已经两年！”
“什么单位？”
“一家贸易公司。老板是这边的人。有个叔叔参军后转业到我们市，在那边安了家，十几年前把他带过去，介绍到我们单位做临时工。后来因为搞不到全民指标转正，他只好又回了老家，前几年做生意发了，办了很大的一个油库，还有运输船队。他原来在我们厂的时候拜了一个师傅，他就住在师傅家里，感情很好。前年我们厂垮了，他师傅失了业，就带着儿子过来给他帮忙。我是沾他师傅的光过来的，在公司做会计。”
“从前的师徒，现在的老板和雇员，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