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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办法，在农村生活没有太大变动，生产没有下降的情况下，很快地实现
了农业合作化。这正是我们党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而不是违反了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理论要保持它对实际生活的巨大指导作用，就必须随着生活的变化
而发展。
近年来，不少人出国考察，对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
感到惊异。这使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
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
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在1929 年，资本主义制度碰
上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恐慌，那时，我们都认为，这个“垂死的”社会制
度的确在阻碍着它的生产力的发展了。可是很奇怪，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尽
管有循环不断的经济萧条，但从60 年代中叶到现在，却不仅没有造成生产力
的巨大倒退，反而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而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出现了一
个工业生产迅猛发展的局面。帝国主义国家的这种新的情况，给马列主义理
论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世界在变，社会在变，人的思想也必须适应客观实
际的变化而变化。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正视我国当前迅速变化的实际，来考
察我们过去用惯了的文艺理论，而不能“刻舟求剑”。在我们这次大会中接
触到的必须研究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例如：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问题；
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的问题；文艺是否能仅仅概括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问
题；一切意识形态是否都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问题；社会主义文艺的创
作方法问题（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歌颂与
暴露的问题；以及在题材多样化中有关反对封建特权、官僚主义的问题等等，
我认为都有大胆地正视现实而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必要。
全国解放后，我们常说我国已经彻底地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因此，30 年来，在文艺领域中很少强调反封建的任务。过去我们往往
把“百家争鸣”实际上只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的争鸣。但30 年来
的实践证明，这两家之外的封建主义这一家，却一直在顽固地妨碍着我国社
会的前进。因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扫清道路，我认为，反对一切形式的封
建主义，如家长制、特殊化、一言堂、裙带风、官僚主义等等，同反对资产
阶级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派性一样，都应该归入我们文艺创
作的重要任务之列。当然反映这些题材的作品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恰当
的表现形式。文学和新闻都有它们特有的敏感性，这里有一个安定团结和顾
全大局的问题。因为，在今天，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人民，有利
于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关于安定团结的问题。
谈到安定团结，文艺界也的确有一个加强团结的问题。我们这支革命的
文艺队伍，不论在抗战前、抗战中、解放后，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分
歧，在总的方向上应该说是团结得很好的。但是，林彪、康生、“四人帮”
这批恶棍，拉帮结伙，制造派性，破坏了我们这支队伍的团结。经过三年来
的“拨乱反正”，清理积案，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好转。但是，我们的队伍中
也还有个人恩怨、宗派情绪——特别是林彪、“四人帮”蓄意扶植起的严重
的个人主义，排座次、争名位、要待遇的习气还没有根除。我们希望这次代
表大会以后，能够将17 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恩怨抛入东洋大海，彻底清
除一切妨碍团结的因素，把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到艺术创作上、理论研究上，
使我们这支队伍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成为一支坚强不屈的钢铁队
伍。
今年5 月，胡耀邦同志在文化部召开的五个专业座谈会上讲过：林彪、
“四个帮”把中国这条大船弄到濒于沉没和触礁的危境，党中央粉碎了“四
人帮”，这条船才免于沉没。这使我想起了“风雨同舟”、“同舟共济”这
两句古话。因此，在这里，我还要讲一下顾全大局的问题。大家知道，1971
年，林彪、“四人帮”已经把我们的国民经济破坏到濒于崩溃的边缘。经济
上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经过三年的努力，这艘载着九亿人民的伤痕累累
的大船，不仅已经免于沉没，而且经过紧急而稳妥的措施，已经开始在风浪
中前进。但是，由于破坏的严重，整修完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
下要求快速前进是不适当的。从打倒”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
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冤案、错案，同时还
对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强化。我们每一个“同舟”的人都
应该有互谅互助——也就是“共济”的责任。今天，我们还有内部和外部的
敌人。这些人，对于我们的内部不安定是很有兴趣的。西方世界的一些宣传
机构，对于我们内部闹事和暂时困难，总是不厌其详地反复报道；而对于我
们内部的巩固和成就，却常常保持沉默，甚至连国庆三十周年叶副主席讲话
这样的大事，也只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而不作实质性的报道。这些情况，
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吗？在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不应该有任何禁
区。但是，我相信，一个爱国作家、进步作家，特别是共产党员作家，在对
他感到兴趣的题材、事件、人物进行创作之前，必然会考虑到怎样使之有益
于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提高人们的道德和审美水平，必然会感到自己对祖
国和人民肩负的重大责任。
第三，我还想提一下文艺作品的质量问题。
三年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特别是在短篇小说、
话剧、诗歌等方面，成绩比较显著。我不在这里列举周扬同志报告中所提到
的那些作品了。应该承认，那些作品都能解放思想，突破旧的清规戒律，不
少作品博得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包括最受欢
迎的作品在内，在艺术技巧、技术方面都还有不少的缺点。这当然和作者的
思想水平与生活积累有关系，但是，不可否认地，也和作者的文化素养有着
直接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责怪现在的青年乃至中年作家。一个四、
五十岁的作家，正处于创作的盛年，但在全国解放时，才是个十几、二十岁
的青年，本来这是他们一生中潜心学习、积累知识的重要阶段，可是，他们
的青春年月却是在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的兵荒马乱的动荡时
期度过的。因此，除少数人外，他们没有得到在文艺创作上打好坚实基础的
机会。我们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应当继续深入生活，同时加紧提
高文艺修养。我很同意茅盾同志在11 月3 日讲话中所说的：“现在的青年和
中年作家，既要在继承和借鉴两个方面补课，在本国历史、世界各国历史两
个方面补课，又要吸取上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现代科学的知识。”否则，
要在不久的时期内产生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这样的作家是不可能的。
在年龄上，我和茅盾同志只差几岁，但是在文化修养方面却有一段很大的差
距。茅盾同志在二十岁左右已经读过先秦诸子的著作，能写很好的骈体文，
还能从英文翻译文学名著。而我在中学时期虽也读过一些古籍，但是，19 岁
那一年碰上了五四运动，来了一个“全盘西化”，于是，我就泡在19 世纪的
欧洲和俄罗斯文学的“染缸”里去了。这一点，我没有反悔，因为，这一泡
使我得到了欧洲和俄国文学的粗浅知识。正由于这样，我对本国文学的传统，
包括从《诗经》起到唐诗、宋词、元曲以及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必不可少的
本国文学的理论，如诗论、文论、剧论等等，在解放前，几乎是一无所知。
我学习这些中国文学的珍贵财富，是在解放以后，因工作的逼迫而开始的。
这就是一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进
入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时期，文艺工作者再不需要提心吊胆地害怕像五七年那
样的政治运动了。对中年作家，面临着一个补课的问题，对青年作家，则是
一个时不可失的学习机会。我高兴地看到，在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