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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辛勤劳动的全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致以崇高的敬
意。向保卫祖国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钢铁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
的敬意。
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
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改革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
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党，向各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党的事业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和友好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在这
里，我代表我们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加强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
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
而努力奋斗。
（以上各篇均选自《邓小平文选（1975 年～1982 年）》）
夏衍
一九○○——
浙江杭县人，中国现代剧作家，革命戏剧和电影的组织者、领导者。1919
年，在“民主”与“科学”口号吸引下，夏衍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1920 年
中学毕业后，被学校保送到日本深造，留学期间，夏衍大量阅读文学、哲学
及马列著作，参加进步学生组织，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
央海外部直属驻日总支部常委、组织部长，负责留学生和华侨的组织工作。
因在日本参加革命活动，夏衍于1927 年被迫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
事工人运动，并开始翻译外国文艺理论与作品。1930 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成立，夏衍被选为执行委员，并领导秘密电影小组，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
展电影工作。1935 年，中共江苏省委及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被敌人破坏，夏
衍受到追捕，避居于上海一家小公寓之中。在蛰居期间，开始话剧创作，1937
年抗战开始，夏衍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总编，尔后
在香港、重庆等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夏衍曾担任文化部副
部长，“文革”期间被监禁八年多，粉碎“四人帮”后，夏衍继续战斗在文
化战线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岗位上。
夏衍从青年时代起，就从事党的文化事业工作，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
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也亲身经历了文化事业来自党内和党外、极
“左”和右倾思潮的冲击，尤其是“文革”对文化事业的浩劫更使他永生难
忘。这里选编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演，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文化工作
者在迎来文艺又一个春天之际，希望文化事业从此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由衷
心愿。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词》（1979 年）是夏衍
经历了痛苦磨炼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后的第一次文化盛会，或许也是他人生旅
程中的最后一次文化盛会，因此他的演讲也就格外引人注目。夏衍讲出了一
个老文艺工作者的肺腑之言。
讲演讲述了三个问题，即思想解放、安定团结和作品质量问题，这三个
问题之间有一个逻辑因果联系。思想解放必然会带来文化繁荣，国家昌盛，
而安定团结则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反过来又保证了思想进一步解放；作品质
量是思想解放和安定团结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国力强大、人民安居乐业的
文化折射，同时也为思想解放、安定团结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夏衍的演
讲朴实无华，切中时弊，将深邃的道理寓含在漫谈式的发言之中，丰富的情
感包蕴于随意的交谈之内，是一篇有内容又有艺术性的讲演。
中国文学之术工作者第四次
代表大会闭幕词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各协会的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
关怀下，经过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已经完成了它预定的议程，会议取得了
成功，今天就要闭幕了。在这次会议中，有些问题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今
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议程规定，要我作一个闭幕词。过了10 月，我已经是
八十岁的人了，这次代表大会，可能是我所能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因
此，借这个机会，仿照茅盾同志的办法，讲几点漫谈式的个人意见。不妥当
之处请代表同志批评。
第一，关于思想解放的问题
在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茅盾同志、周扬同志的报告中都讲了这个
问题，而且讲得很好。我想讲的是，在文联和各协的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公
开反对文艺界必须解放思想，但是，对解放思想持有疑虑、害怕乃至反对的
人，我认为还是有的，这正是文艺界去年以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讨论进行得不够深入的缘故，也是对林彪、江青炮制的那个《纪要》
没有认真批判的缘故。我这样说，是因为不久之前文艺界曾经吹过一阵“冷
风”，有人把思想解放、文艺民主和“四个坚持”对立起来，有的人甚至把
社会上一小撮坏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所造成的社会不安，也归罪于思想解放过
了头。我认为，这些看法是极端有害的。第一，因为它不符合文艺界的实际
情况，在文艺界，思想解放不是过了头，而只是露了一点头，离真正的思想
解放和文艺民主还有一段距离；第二，因为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五四运动虽则也反对孔孟礼教，提倡个性解放，但并没有把整个盘根错节的
封建思想体系彻底摧毁。实践证明，由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在中国还有广
泛的影响，加上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长期推行的那条极左路线，和
新旧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文艺界要真正解放思想，决不是一个短时期所能
解决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过来人，是有一些切身体验的，
从辛亥革命的剪辫子，到五四运动以后写文章用白话，加标点，这一类小事
也都经过了时间不短的激烈斗争。而在今天，在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
四个现代化的时刻，人们的思想也必然要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马克思曾
经说过：“‘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马、
恩和列宁多次引用过歌德的一句名言，叫做“亲爱的朋友，生命之树常青，
而理论是灰色的”。这句话说得真好。它说明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说明了
生活是理论的源泉。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理论呢？是从属于生活的。这并不
是对理论的贬低，而是揭示了它们的内在关系。我以为，这一句话也适用于
马列主义这个伟大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建马克思主义，已经一百多年
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社
会一定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这些都是经受了各方面的实践检验已经证
明和正在证明着的真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19 世纪，他们所能看
到的生产关系，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他们所能看到的生产力，主要是用蒸
气机推动的火车、轮船和皮带传动的机器，他们没有看到过广泛大量利用电
力乃至原子动力来发展生产力的现实。列宁看到了发电机和电力传动体系，
因此，他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很明显，如果
要求马克思当年讲这句话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今天再有人讲这句话，那
显然也是不很贴切的。假如列宁今天还在，他也许会讲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
政权加电子计算机了。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要兴起，这是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经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在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也只能是一种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六十多年的
实践证明，直到如今，不论在苏联、在中国、在东欧，以至其他国家，都还
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此，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就必须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根据当前的实际而进行
不断的调整。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对农民先实行了
军事共产主义，后来改行新经济政策，斗争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党接受了苏
联的经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开始就采取了通过变工队、互助组、合作
社的办法，在农村生活没有太大变动，生产没有下降的情况下，很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