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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当个村长也很好。
我每到一处,想的都是怎样能在这里长期居住下来。我在北大荒养鸡,
不了解我的人很奇怪,认为我是作家怎能干这种活。他们不知道我那时想的
是有一天摘帽后能当个好的养鸡队长,我不是为了工资或地位,而是一心想
如何能把业务搞好。“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狱中,有的时候就拿旧报纸
在床上摆图型,设想何处应是养鸡场、运动场、饲料场等。
我在夜校当文化教员时,就一直想如何干下去。我从未想过只有什么事
才是最适合我的。我不觉得干某些事就是大材小用。只在离开那些工作岗位
回来写作时,所有那些接触过的突出事件和各种人物,就在我脑中像电影一
般不停转动。中国有一个常用的词,不知英文如何翻译,那就是“缘分”,
那就是你跟某些人或某件事总是没尽没完的结合在一起。我跟文学也是这
样。
我们文学上的确向来是有条条框框的,所谓“教条主义”、“形式主义”,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江青大肆鼓吹“三突击”,他们就说我写的农民不
够英雄。但他们讲他们的,我从来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们爱怎么说是他们的
事,毁誉都不放在心上。
我在爱荷华时,有位台湾来的年轻人来找我。我跟他说,如果有人写文
章骂我,我也不在乎。如果有人要在台湾写文章骂我,那就更好,那增加了
我革命的政治资本。我还问他,你知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你是在跟一位共
产党员说话。
当我同一位作家谈话,说到在农场养鸡的事时,那位作家哭起来,说你
是位作家,怎可让你干那种事。我说我是个共产党员,任何工作都可以干。
他说你虽是共产党,但首先是作家嘛!我说不!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
员任何事能作:能上,也能下。
有些关心我的人也不了解我,问我有没有受不了的痛苦。我说是有的,
那就是开除我的党籍,那使我最痛心。因为它在我和人民中间隔了一道墙。
我那时想,我唯一的出路不可能是坐在家里写文章,而是要走到人民中去。
文协许可我留北京写文章,我能有一个四合院,但只能困在那个四合院内。
我不能过那种日子,我是自己要求去北大荒的。我提这个要求,不是要闯升
官或成名的路子,而是要闯到人民中去的路。但闯这条路是需要勇气的,因
为你已失去党员身份,这很不光彩,你必须不害“臊”,在人民中敢抬头。
如果我过去没有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经验,那是不敢去的。因为我在抗日和
解放战争中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相信他们是不会拒绝我的,会给我
友谊和前途。事实证明我选择得对,但这要花很大气力的,否则也不行。他
们几次三番向上面建议说,应该为我摘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用尽方
法保护我,要使我完全不受冲击是不可能的,但可减轻冲击。
中国共产党很伟大,但也有过错误,有时左,有时右,为此受了损伤。
党受了很大的损伤,个人当然也受了损伤。我坐了五年牢。有位朋友还坐了
10 年牢,出狱后我们相遇,我问他们有何感想。他说,党受的损失很大,我
个人倒得到了一些东西。我听了很高兴地说,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得到
很难得到的经验,得到人民的友谊。如要说损失,也比较小,损失了一点时
间。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是很伟大的,敢于承认错误。这口头上说说容易,真
正做到很不容易。党又把我们的名誉、地位完全恢复过来,等于承认过去整
你整错了。这种事在古今中外似还少见。我现在完全自由说话,我能来到美
国就是很好的说明。在我以前已有艾青、萧军来过,今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
人来。这对中国来说,可说是跨了一大步,但可说美国也是跨了一大步,美
国也花了很大的力量。如无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不可能有今日的中美关
系的。
周文中先生去年去中国,我们见了面,很欢迎他;聂华苓夫妇也会了,
作家协会很欢迎他们。
我说过,我走到哪里,就常会喜欢那儿。我觉得我去过的地方都有它的
趣味。我来美国前还不怎么想来,来到了爱荷华,我很快就爱上当地的风景;
但我仍想,也许是小城特别优美,大城市就不会有什么趣味,可是今日来到
纽约一看,虽所见尽是高楼大厦,却觉得它也另有一种风味。这使我想起我
本来是只爱国画的,不会欣赏立体画,或印象派的画,今日看到纽约的高大
建筑,就想到也许西方人就欣赏那样的画。
我见到了一些美国人,我对他们很感兴趣,觉得他们都是很少城府的,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绕大圈子。我想能多认识几位美国朋友,也许回去后
能写他们。
我这是信口开河,占用了大家很多时间,谢谢大家。
(选自《丁玲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杨献珍
一八九六──
湖北郧县人,中国现代哲学家、教育家。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从40 年代起,开始从事党
的干部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
三、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高
级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大跃进期间受到错误批判,1964 年又被强加犯
有十大罪状,至文革时,则被监禁达八年之久,释放后又流放到陕西三年半。
拨乱反正后,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杨献珍是中共产党高级理论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至少应该说具备相
当的理论水平,可是在那个令人利令智昏的年代中,正确被视之为谬误,谎
言竟当作真理。杨献珍这样一位坚持实事求是的真正共产党人,却被推上历
史的审判台,肆意迫害。这段人妖颠倒的历史可以通过我们选编的杨献珍的
讲演辞中略见一斑。
《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1959 年6 月12 日)
是杨献珍就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时,接见某省、某市党校部份同志时的一篇
谈话。谈话列举了当时司空见惯,如今却令人瞠目结舌的浮夸现象。像“人
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像“不虚报就不
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
光”,像五岁小孩当哲学讲师、人人写诗超杜甫、三天以内扫除文盲等等,
这些令现在人视为天方夜谭的故事,当时却在报刊杂志上广为宣传的唯心主
义表现形式。杨献珍面对这些违背人们常识的奇谈怪论,以一个普通党员的
党性原则大加鞭挞,竟被视为反对三面红旗,组织人马轮番批判,最后被迫
写下《向党低头认罪》的检讨书。任何一位读者在读完这篇讲演后,不管其
心态如何,有一点是共识的:这样的历史断乎不能重演!果如此,则编者欣
慰矣。
坚持买事求是作风,
狠狠批判唯心主义
去年刮了一阵“共产风”。在理论工作上也刮了一阵反对学习马列主义
理论的风。有人说,“实践就是理论,读书就是教条”。反对厚古薄今,连
马恩列斯的著作也成“古”了。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也被人说成厚古薄
今。去年某地有一个同志偷偷地读《资本论》,怕人说他厚古薄今,就在《资
本论》上放一本《红旗》,把《资本论》盖住。①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
表现形式,不读书就不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吗?我看靠不住。如有的地方提
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作不到,就怕想不到”。胆量等
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这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
①
某个市的市委党校,“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派了一个干部到哲学研究所(那时我已从高级党校调到哲
学研究所),以“法官”的身份审问我。他说,“你教我们经济学教研室的讲师们读读《资本论》,你是
犯了滔天大罪。”我听了,真的大吃了一惊,心想,这家伙是从台湾来的吧!
算作唯物主义吧!可是在去年,弄虚作假几乎成了“流行病”。河南的西平
县某公社胡吹“小麦亩产7320 斤”,有个科学刊物叫做《自然辩证法研究通
讯》,1958 年第四期上登了一篇题为《揭开了7320 之谜》的文章,作者是
陈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