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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对当年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的评价，也许会给人一种有违师道尊严的感觉。其实，这也是他性格的一种表露，是他与一般人的迥异之处。他从不会说谎言，也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他对别人的看法都写在纸面上，公诸于众。他对叶公超先生的看法，与他的师弟王辛笛先生（在清华西洋文学系比他低一级）相左，便写了《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一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古话：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但是，为了真理，我不能用撒谎来讳，我只能据实直说。”他又说：“在背后，甚至在死后议论老师的长短，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尊师之道。不过，我个人觉得，我的议论，尽管难免有点苛求，却全是善意的，甚至是充满感情的。”
引用季羡林对西洋文学系教授颇有微词的评价，还有另一个原因。按常情，一位学者的成功，中学是打基础阶段，大学就应当是学术研究发轫的阶段。像西洋文学系教授们那样的教学水平，是很难让学生发出什么“轫”来的。季羡林虽然在西洋文学系上了四年学，可是他后来研究的却是佛教梵文、吐火罗文，与西洋文学风马牛不相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谁把他带上这条路的呢？又是谁给他发的“轫”呢？这里便不能不提到另外两位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和朱光潜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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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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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上了清华后，最使他感到遗憾的还不是西洋文学系教授水平低下的问题，而是没能赶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开办时期。就在他入学的前一年，国学研究院突然停办了。为此，他常发出“吾生也晚”的慨叹。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其目的专在培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师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梁、赵、陈被称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在国学研究院里，一切现代化学校的烦琐规章制度，几乎都没有。它好像是旧日的书院，师生直接联系，互相了解。老师亲自指导学生从事研究，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从这个研究院里毕业的学生，几乎都成了教授或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当年的年轻讲师李济，后来也成了大师级的人物，曾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清华国学研究院，对20世纪中国学术界影响深远。
清华国学研究院理所当然的成为当时文科大学生们心目中的圣地。一切有志于从事国学研究的青年，无不顶礼膜拜，极其向往。如若能够登堂入室，则视为三生有幸。
可惜，它只存在了四年，便停办了。原因是：王国维与梁启超两位大师，不幸相继逝世。
好在陈寅恪先生在国学研究院解体后，转至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正在开设“佛经翻译文学”的课程，季羡林便立即办好旁听手续，前去听课。
陈寅恪先生少年出国，在东京上高中，后在上海复旦公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校学习，精通多种语言。他融合中西，学贯古今。从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天竺影响，进而专治六朝隋唐历史，晚年又从事明清之思想研究，是一代史学大师。他不仅学问博大精深，而且是一位执著的爱国者。
季羡林前去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他便到城里的一座大庙里去买了一本。听陈先生的课，使他有如石破天惊，茅塞顿开，如痴如醉，从此便把他引上了研究佛教梵语的道路。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
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这一偶然的机缘，促成了季羡林日后选择佛教梵文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专业。当然并不是在听陈寅恪先生课的时候他就确立了这一志向。当时季羡林甚至还没想过要做一名学者，而且那时国内也无人能教梵文。只是陈先生在他心中播下的这颗种子，数年后，当他在德国碰到了闻名世界的梵文大师后，便开花结果了。
季羡林在清华时，曾经与吴宓、叶公超、杨丙辰、郑振铎等几位老师十分熟悉。因为发表文章，写毕业论文等事情常到几位先生家里去请教，几位老师还请他吃过饭。但是惟独与陈寅恪先生接触不多。除了上课以外，从未去陈先生家拜访过。有时候，在校园林荫道上，在熙熙攘攘的学生人流中，季羡林远远地看见陈寅恪先生去上课的身影，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是琉璃厂某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服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陈寅恪先生不随流俗，特立独行的形象，给季羡林“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后来，陈寅恪先生对季羡林的提携与帮助，则影响了他的一生，虽然当时陈寅恪先生并没有注意到这位年轻的旁听生。
清华时代对季羡林影响很大的另一位老师是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大学学习。那时朱先生刚从国外学成归来，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年龄也就三十四五岁。他开的课是“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季羡林选了这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学年，觉得朱先生的课不同凡响，获益匪浅。比起西洋文学系那些外国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可比的程度。
朱光潜先生口才并不好，他不属于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那一类人。而且，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好像还有点怕学生。讲课时眼睛总是向上翻，看着天花板的某一处，不敢看学生。可是他一句废话都没有，慢条斯理，娓娓道出深奥玄虚的美学理论，句句都能钻入学生心中。朱先生深通西方哲学和当时西方流行的美学流派，而对中国的旧诗词又极为娴熟。所以在课堂上引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通，头头是道，毫无牵强附会之处。季羡林立刻喜欢上这门课，对朱光潜先生也十分敬佩。
陈、朱二位先生的课，使季羡林终生受益不尽。虽然当时他还没敢梦想当一个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他内心深处。他说：“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分不开的。”他又说：“如果说我的所谓‘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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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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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旁听或偷听过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他都听过。在旁听或偷听过程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一起去偷听冰心先生的课，当场被冰心先生赶出了课堂，这也成了一件趣闻。冰心先生当时很年轻，但已蜚声文坛，名震神州。清华请她来教课。学生中追星族也大有人在，季羡林就是其中之一。有一天，季羡林随追星族一起到三院去旁听，屋子里面座无虚席，连走廊上都站满了人。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常梳的纂儿，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她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么多学生，知道其中必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不选修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季羡林和追星族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