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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1956年全国高级知识分子约为十万人，其中四万二千人在高校。这种状况显然与六亿人口的大国不相称，也不能适应即将来到的经济、文化建设高潮的需要。正是基于对这种现状的考虑，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一下子从改造对象变成了国家的宝贝，受到重点照顾。
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鼓舞下，知识分子不再是批判的对象，也不再属于资产阶级，他们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这令他们如释重负，欢欣鼓舞。在经历了五年“脱胎换骨”的痛苦改造后，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党的温暖与关怀。他们拿着高工资，住独门独院的小楼或高级公寓，享受着名目繁多的优待。他们重新受到人们的尊重，甚至党的干部也对他们嘘寒问暖，这使他们受宠若惊。到后来，有的人故态复萌，摆出教授的架子，在燕园的林荫道上，旁若无人，高视阔步，成了当时燕园的一景。大学生们也过得逍遥自在，午饭时间，一边用勺子敲打着搪瓷饭盆，一边嘴里哼着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到处流浪，到处流浪……”成群结队地出入大饭堂。
1956年的北大校园充溢着平和、温馨、自由的氛围。
1956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未名湖的冰解冻了，湖水澄澈碧绿，波光粼粼，映着博雅塔的倒影，宁静而充满活力。湖边的柳丝绿了，随风飘荡，散发着春天的气息。黄色的迎春花，紫色的二月兰，一丛丛，一片片，开得那么耀眼，让人忍不住要多看上几眼。整个燕园，大地回春，如诗如画。这是北大校园一年中最美的时候。
4月4日下午，俄文楼二楼音乐厅正在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东语系教员党支部讨论季羡林入党申请支部大会。这是北大党委落实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报告的一个重要举措。
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很多，除了东语系教员支部的党员以外，还有不少外系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入党积极分子。党委书记江隆基特地前来参加会议，说明北大党委对此事的重视。
支部大会经过认真严肃的讨论，全体一致通过季羡林的入党申请。会上没有人提出异议，几乎是一片赞扬声。最后江隆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除了对季羡林入党表示祝贺外，又重申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号召知识分子跟党走，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
季羡林的心情是万分激动的，但是当时他没有讲更多的话。直到一年后，他才写了《入党一年》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他写道：“对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来说，提高觉悟和改正缺点并不像一些人想得那样十分困难，当然也不会特别容易。组织上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以及个人的努力，三者缺一不可。前二者可以说是外因，最后一条可以说是内因。只有内因与外因相结合，觉悟才能逐渐提高，缺点才能逐渐改正。”
季羡林从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最终申请加入共产党，这其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季羡林是一个执著的爱国者，他一生都盼望祖国繁荣富强。他内心其实是很关心政治的，因为政治与国家命运密不可分。他所谓的“对政治不感兴趣”，实际是对那些置国家利益不顾，玩弄政治的政客以及他们的政党不感兴趣，甚至嫌恶。他经历过的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时期，和4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政党争权夺利，政客翻云覆雨，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的时代。这使他产生了政治是“肮脏的”结论。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
建国以后，在中共领导下，虽然知识分子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改造过程，但是新政权在短时间内使国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国内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再加上建国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民心振奋，而且在1957年前极“左”路线尚未泛滥成灾，中共的大政方针没有大的失误。这一切改变了季羡林以往对政治的认识。他在1954年写的一篇短文《充满信心，迎接1955年》中，充分表达了对政治的新认识以及对共产党的赞扬，他写道：“我们中国人民现在之所以能蓬蓬勃勃像生龙活虎一般从事于各种建设事业，使我们的祖国天天改变着面貌，我们之所以取得上面那些胜利，是和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从解放以后季羡林个人的际遇来看，也是一帆风顺的。他没有受到过批判，也没有在运动中被重点审查，相反，他担任北大校工会主席，一干就是六年，又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l95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参加出国代表团。这些都说明新政权对他的信任。当时，只有政治历史清白，表现积极，靠拢党组织的人才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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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岁月的尾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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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季羡林并不是很早就提出入党申请的。因为对参加共产党他有一个思想顾虑，这个顾虑即是：“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在他看来，当中国共产党人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自己却躲在万里外的异邦，追求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他感到自惭形秽。他没有脸面在革命胜利后申请入党，因为这有“摘桃派”的嫌疑。这种在一般人看来近乎“迂腐”的想法，在季羡林看来却是事关品质、道德的大事，这使他在申请入党时犹豫再三。这种想法恰恰反映出季羡林性格中诚实、质朴，甚至天真的一面。
季羡林的这个“活思想”，可以从他的好友臧克家的文章中得到证实。臧克家在《朴素衣服常在眼——记羡林》一文中写道：
北平解放不久，他还有点清高、谦逊思想。谈到有些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他说：“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这时候你申请入党了。”环境在教育人，时间在改变人。50年代初，我在济南开人代会，恰好羡林在家，我去看他。亲密的朋友，相会于旧地（他与我都是在济南上中学的），自然别有情意。记得，他留我在他家吃饭，饭罢，羡林亲切而又严肃地对我说：党组织培养了这几年，现在我在考虑这件大事，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全力以赴，把个人的一切全交给党。
听了他的话，我感动不已。我也严肃地对他说：你以前关于知识分子入党的看法，今天要用事实纠正了。这一步，你是迈过来了。党和群众培养你，信任你，你应该写申请书！
他听了我的话，很感动的样子，没多说什么。我心里想，羡林不论做人，做学问，不是暴雨似的，而是沁透式的。他入了党，一定会给党好好工作，只想给党添什么，决不会想向党要什么。
果然，羡林是这么做了。
季羡林入党后，以组织观念强而受到表扬，据说有一次当他正准备参加支部会时，突然上面来了通知，周恩来主持的一个宴会要请他参加，他急得到处找支部书记请假。他的党费总是每月准时交纳，分文不差，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他必定竭尽全力去完成。他从来没有向党伸手要过什么，只是付出。他入党后从不以党员自居，高人一等，而是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个普通一兵。如果按党章来衡量，他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事实上，80年代初，季羡林作为“优秀党员”，在北大成为全体党员学习的榜样，校刊上大量报导过他的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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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学术研究竟是一个“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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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在学术回忆录《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对195O年至1956年自己的学术成绩作了回顾。他吃惊地发现，“这一段，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在整整七年中，有五年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竟是一个零，其余两年算是写了两篇可以称得上学术论文的文章，差强人意。试问人生一世能有几个七年呀！”
季羡林的慨叹与惊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