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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提交的论文是《抗战前夕的上海救国会活动》。不久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的周天度先生来找我，说他一直研究民主党派史，正在编纂“中华民国史丛稿”的《救国会》资料集，希望我提供有关先父章乃器先生的史料，我交给他一篇父亲在“文革”中所写的《我和救国会》。这部资料集后来于1981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35万字，是当时研究救国会以及“七君子”活动的主要史料依据。1980年后我调人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与周先生成为同事，由于研究的旨趣相同，我与他时有交流。
此后我整理出版了父亲的《七十自述》、《抗战初期在安徽》等回忆录，并在 1984年《人物》杂志第一期发表《先父章乃器先生往事闻见录》，首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逸闻，例如父亲提议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得到毛泽东采纳的经过，多年来不断被人（包括林先生在内）引用，但很少有人提及出处，我也从未告人侵权。我还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撰写过《章乃器传略》，首次全面阐述了他的经济学术观点。这些工作，都是在认识林涤非先生之前完成的。
自从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起始，我一直注意搜集父亲的史料，并于1997年编纂出版了115万字的《章乃器文集》两卷本。到目前为止，我所掌握的章乃器个人资料，可以说是国内私人搜集中最完备的。
接下来说说林先生撰写的“章乃器传”。1985年左右，当时任民建、工商联两会文史办公室的特邀顾问林涤非先生来找我，说是湖北人民出版社请民建中央选派专人，撰写一本《章乃器传》，现在指定由他撰写，请我提供有关资料，我把上述父亲的回忆录和自己撰写的文字无保留地提供给他。这些资料以及周天度编《救国会》一书中的内容，在同年7月林先生送给我的《章乃器传》初稿打印本中，有多处引用，其中不少是大段原文照抄，连父亲回忆录中记忆错误的地方，他也照抄不误。而关于父亲对经济和财政金融的学术贡献的章节，更是全文抄录我的文章。
拜读这部《章乃器传》初稿之后，我颇感失望：内容不足而文字过于铺张，总体感觉是粗糙拼凑的产品。
首先是体例混乱，例如有一节题为“《科学的内功拳》初露头角”，讲章乃器二十年代末练习内功拳健身，以及他1928年出版《科学的内功拳》一书中的观点，接下来就大段引用章1967年写的《七十自述》中对气功的论述，同一节文字，时间跨度将近四十年，令读者莫名其妙。
其次是时序颠倒，例如将父亲1936年11月被捕后在上海高三分院中受审的内容，移植到了1937年6月11日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审判的场景中；又如父亲自述练习“因是子静坐法”是他二十多岁时在上海的事，林先生却说成十四岁时 的事；等等。
第三是逻辑不清，分不清是传记还是回忆录，多处大段出现用第一人称“我” （林涤非本人）讲述往事的文字。例如写民主建国会成立经过，写到黄炎培、章乃器等人的筹备活动，忽然出来一大段“我”的活动的文字，夹叙夹议，令读者不明白传主究竟是章乃器还是作者自己。
最令我不满意的是，这位自称父亲“老友”的前辈，为了迎合当时一些整过父亲的领导，对父亲的一些观点加以歪曲和批判。或者凭主观臆测，把他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意识演绎到父亲身上。我并不认为对章乃器其人及其观点不可以讨论甚至批评，但首先是需要尊重客观史实。
至于初稿中其他史实错误和文理不通之处，翻出当年的打印稿，当时我夹的十几张纸条犹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林先生说他自己“和章乃器是朋友关系”，并于1957年受章牵连被打成右派。查父亲当时所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一文，对林先生有如下描述：
（林涤非）本来同我不对。大致是1953年从新疆回来，招待在会里，经我
提议，才在《民讯》帮助编辑工作。去年曾来看我几次，主要谈工作和时事。他
有一次告诉我，他写信给统战部，说会里处长以上都是职教系，我还为之愕
然。我告诉他，写信向上反映，领导上是欢迎的，但需实在。我绝未推动他在
民建二中全会发言；他的发言内容我并不赞成；我也不稀罕他的发言。我更
一贯耻于作这一类的推动工作。……大致1957年1月以后就没有接见过
他。
当时民建、工商联曾为这部书稿开过一次座谈会，翻阅我当时所作的记录，几乎所有的与会者（包括主持会议的孙晓村先生在内）的发言，都对这部书稿不满，当时林先生坚持已见，不肯采纳大家的意见，辩解说自己的写作方式是文学笔法云云；不过他对我指出的史实错误，却表示虚心接受。湖北人民出版社对这部传记也不满意，书稿就此被搁置起来。
后来周天度先生主编《七君子传》，曾向林先生约稿。他交稿给周之后，送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被退了回来，原因据说是“不够出版水平”。于是周天度商之于我，想请我改写林先生的稿子，与林共同署名。但我知道林先生的稿子是没有办法改的：一是观点不一致；二是我以后生改前辈的稿，他未必情愿；三是他对自己的文字很自负，几乎到了“改我一字，不共戴天”的程度。于是只有敬谢不敏。至于周先生当时如何与林先生商量的，我并不清楚。林先生说他曾提出“权宜之计”，将林、章共同署名的方案，变为在全文后加上“（章立凡整理）”，似乎更为滑稽，因为这种处理方式，往往是暗示作者文字功力不行或有体能障碍。
又过了一段时间，周先生提出要我撰稿，我以家属不便写正式传记为由再度 谢绝。但周先生说出版的期限很紧，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如果我认为有所不便，他愿意与我共同署名，稿费他一文莫取。考虑到父亲蒙冤逝世多年，一直没有一部像样的传记，我便应允下来。
传记原定5~8万字，但由于涉及的史实、史料甚多，初稿写了约13万字。但我写文章一贯用“减法”，尽量将可有可无的字句删去，完稿时约10万字，周先生只删改了一处，交到出版社后除部分有关“七君子之狱”的文字有压缩外（这段历史在每位“君子”的传记中都容易重复提到），其余未作改动就获得通过。撰稿时我未参用林先生的文稿，原因很简单：一，我掌握的史实和史料比他多；二，不欣赏他的文笔和观点。故此稿除引用史料与林先生取舍不同外，无论从体例、文字到观点，都与林先生的稿子没有共同之处。
某日周先生托我将林先生的稿子退还给他。他不愿意伤林的面子，而我是林的晚辈，似乎关系不大，于是我照办了。林先生没有表示什么，我也没有意识到此举对他的自尊心有多么大的伤害。
《七君子传》于1989年出版，其中《章乃器传》由周天度、章立凡共同署名，周把这份稿费全部给了我，全部事实经过即是如此。至于林先生的大作屡屡碰壁，似乎有说不完的委屈，不免令人同情，但最好找找自己的原因。
直到1999年，林涤非先生的《章乃器》一书，才作为“著名民主人士传记丛书”的一种，于1999年9月由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基本上是林先生八十年代那部打印本初稿的翻版，除继续保持着原稿史实错误等“硬伤”外，只是把传记中他对自己的称谓，由“我”改成了“笔者”。
林先生的大作中，有的地方注明了“参见章立凡《先父章乃器往事闻见录》”，但整章抄录的，却不注明出处。例如第十四章“他对我国经济和财政金融的几点不同凡响的学术贡献”，全文抄自我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五辑（山西人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