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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传》剧照 赵丹饰武训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值得一提：1951年9月，在《武训传》批判如火如茶之际，陈白尘与贾霁合作，写成了剧本《宋景诗与武训》，这无疑是对《武训传》的另一种方式的“讨论”。在上海待罪的孙瑜听到消息，抱着“略赎前愆”的心情向领导请缨，希望允许他执导这部歌颂农民革命领袖的影片。然而，到了北京，“读了宋景诗的资料，我的头感到胀大而又昏眩起来。清朝‘官书’是全部捏造或是部分真实呢？关于宋的‘乞降’和受‘招抚’，江青的《武训历史调查记》里曾提到过它，但坚称宋景诗是‘假投降’。问题是这一‘假投降’至今仍然是一个大问号。”这个大问号终于把孙瑜压垮了——“一年度过，我得了高血压，身体日见不支……从此，我脱离了《宋景诗》的工作。郑君里在1954年底独立完成了《宋》片的导演。”（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中国电影时报》1986年11月29日）
孙瑜感到疑惑的，难道戏剧家陈白尘没有感觉？难道名导演郑君里没有觉察？而参加调查的人们，尤其是调查记的执笔者——诗人袁水拍、影评家钟惦荣为什么要那样处理史料？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他们求真的愿望？又是什么东西使他们战胜了良知的呼唤，克服了内心的疑惑呢？为什么在整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国都拜倒在这个《调查记》的面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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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记》评论说：“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可惜的是，它可以欺骗某些人于永久，可以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但是，它不可能永久地欺骗所有的人。
夏承枫的
偶然看到一本《现代教育行政》，作者夏承枫。这个名字对于我是陌生的，我随便查了一下手边的几本人物辞典，都没有收录，可见不是太有名的学者。这本书是193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作者当时是中央大学的教授，所以书也列在“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丛书”的名下。这是一本普通的书，是作者在中央大学的讲义。我看了这本书，有许多感想，主要是书外的联想。
我们今天说到三十年代的学术和教育，一般人都有很深的感慨，因为那是一个学术和教育都有大发展的时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可能没有想到，他们的努力虽然在当时也很平常，但在后人看来，他们是赶上了学术自由的好时代。我不是说那个时代没有毛病，但看那个时代的出版物，无论什么东西，都像是那么一回事，不像今天，什么都不像。
现代教育行政，听起来也不过就是关于教育管理的一些专业知识。我不知道今天的大学有没有这门专业，不过我想，就是有，可能讲法也不同了。夏承枫的这本书，视野相当开阔，把当时能找到的有关西方现代教育行政的理论和实践，都介绍过来，而且他在介绍的时候，态度是非常诚恳的，他知道中国在这方面不如人家，所以总是以一种求知的心态在看待自己不懂的东西。书中有大量关于西方教育的材料和评价，也有对中国教育制度沿革的清理，大体上可以说是一本中西比较教育史。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特别是大学制度，这本书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作者生活的时代，也有它相对固定的意识形态，但作者并没有完全以意识形态的标准来评价他所认识到的现代教育理念，这是一本大学里的讲义，但看得出来，作者写作的时候有很大的自由，因为在书中，我们看不出他要努力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平衡的的那种追求，这可能就是过去和现在的最大不同，我们今天的大学教科书，还能看出作者的个性及才情的，实在很少。
中国三十年代的学术繁荣，最重要的就是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它的学术自由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夏承枫的这本书，对于现代大学的理念，代表了那个时 代知识分子的一般认识，他说：“大学的原意本为教者与学者的总会（Universitat Magrotroum et Schoolorium）。大学应以师生共同研究为归宿。实验室、研究所、图书馆等为大学精神所寄。大学的中心在学术，大学生的行动，大学行政方面可不过问。惟如剑桥牛津的学舍制（College）。导师与学生共同生活，要亦为人格感化的良好制度。学会的组织，更足以养成修学和自治精神。今日各国的大学教育，自按时计值的学分制到自由研究的实验室研究所制，自对行为无管理的自由制度到学生军的严格训练，在这两极端中，变化万千，所以高等教育制度的标准，亦颇难有定论。”（第362页）作者没有特别认定哪一种大学的管理方式最好，但也没有说哪一种大学的管理方式最坏，他提供的是一个选择的视角。他认为：“大学为最高学术机关，应有校政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政府对于大学的管辖，应有其限度。教授治校为近代大学行政的普遍现象。即取集权的法国，近亦取消高等视察员，许大学有相当自由。大学应有完整的教授制，健全的评议机关，俾渐能趋于自治一途。大学以学术为中心，不同的学说在一大学可以并存。大学生以研究为中心，应充分予以自由研究的可能。但大学的自由，亦非可轻易取得，是在大学本身的学术化。中学式的大学，假自由以行，要亦失大学自由的真义。”（第386页）这种对大学的认识，不知道对于今天的教育官员还能不能有一点触动，中国现代大学的教育行政，也不是从零开始的，几十年前的认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一本老大学的讲义，一本关于教育行政的讲义，几十年后再看，还有它的价值，可以说明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里，还有可取的东西，很难想象，今天大学里的一本教科书，在几十年以后还能给人这样的感觉。
附 记：
上面这则短文是两年前写的，一直没有发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只是看到了夏承枫的一本著作。后来又看到一本《国立中央大学图书目录》（1943年印刷，线装一大册）。因为是中央大学自己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所以对中大教授的著作收罗完备。南京徐雁先生是藏书家。我一向认为宝剑当赠英雄，所以就把这本目录送了徐先生，因为他比我有用。就是在这本目录中，我又看到了夏承枫教授著作的目录，才知道他在中国教育行政研究方面的贡献。说来也巧，2004年春节过后不久，我看新到的《旧书交流信息》，在上面的“转让信息”中突然发现山东一个人要出售一册《夏承枫教授公葬纪念册》，索价220元。因为我想进一步了解夏教授的生平和学术研究，就要了这本书。收到书后才了解当年夏承枫教授在中国 学术界的地位。他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民国二十四年就因病去世了。只活了三十八岁。他去世时，正是罗家伦长主政中央大学，他的丧事办得特别盛大。墓表由罗家伦撰，吴梅书。纪念册近百页，前面有照片多幅，可看出当时丧事的场面。在送挽联和膊金的名单中，可找到当时众多的社会名流和学术界人士，如朱自清、宗白华、杨亮功、何炳松、陈鹤琴等等。
我过去对此类纪念册也多留意，朋友们也送过我几册。此类文本，我个人认为是学术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材料。因为是家属和亲友当时编就，一般说来准确度是很高的，另外从挽联、赙金名单中，可以看出学者的交游。此类纪念册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它所提供的经济史材料。
我们知道红白事中最能看出一个时代的经济状况。此类纪念册一般都有开支明细，从这个明细中可了解当时的物价和消费情况。比如从赙金的数额就可以看出交情的深浅和当时教授们的生活水准。本纪念册所列赙金一般为三四块大洋，最少的一块，最多的二十快。比如卢前、杨家骆是夏承枫的亲戚且交情很深，就送了二十块大洋。陈鹤琴、舒新城送了十块。公祭活动中，开销最大的一笔是纪念塔，用了三百块大洋。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