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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武训定为“大债主”是因为他的“主要剥削方式是高利贷”（调查记），《调查记》详细论列了武训放债生息的方法、利息和讨债的手段，以及他坑害劳动人民的具体事例：因为怕穷人还不起债，武训就采取“穷人使，富人保”的办法，也就是把钱贷给富人，让富人转贷穷人，他跟富人要账。其贷款的附带原则是，贷款人必须是“够三辈”的人家——债务人死了，武训还可以找他的后辈算账。武训贷款的利息比清政府规定的还高——月利三分，“如果向地主豪绅或银号存钱，由他们转放高利贷，利率就只能比最高标准低一些，以便地主他们为他经手放债，也得到一部分好处。”武训讨债的手段一般入学不了，调查组在当地的劳动人民中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姓张的衙役借了武训二十吊钱赖着不还，武训就睡在衙门口，早晨起来抓起自己的屎就吃，行人围观，惊动了州官，只得命令那个姓张的衙役赶快把本利一并还给武训。当地劳动人民还揭发，武训还用高利贷夺走 了两个看闸人栖身的小屋，夺走了一个卖书人的箱子。据此，《调查记》写道：“凡属劳动人民，都说，当时他们都看不起武训，所以叫他‘豆沫’、‘憨七’，又因为他贪钱如命，所以说他是‘财迷’。”令人费解的是，在调查组依靠的“劳动人民”中，竟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这个“财迷”把迷来的钱用在了什么地方。
三十五年后，人们找到了答案：“当地群众说，这些钱是用在办义学上，所以借他钱的人也给他一点利息，但是并不高，而且多是借给一些商人，所以群众并没有把武训当大债主看待。”参加过调查团的赵国璧甚至认为，上当受骗的不是借贷人而是放贷者：“武训本人不识字，他乞讨来的钱，托人给存放到一些店铺里生点息，利息有高有低，他自己不会记账，就拾些破绳头、布条搓成绳，借他钱多的他就打个大结，借他钱少的，他就打个小结。因为这，他少不了挨勒受骗。”（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809页）
把武训定为“大流氓”有两个“证据”，其一，武训拜过许多年轻妇女做干娘，其中一个青年守寡的干娘生了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另外，他还“吃”过族弟媳的“妈妈”（即乳房——作者注）。其二，几个帮助武训兴办兴学的人都是流氓 （调查记没提供任何证据），“因此我们断定，武训生前，在鲁西一带，有一个相当大的流氓帮口，而武训等人就是这个帮口的核心人物。”前一个“证据”被参加调查的两个人轻易地推翻了：“当时调查这个事时，很多人都嘻嘻哈哈地当笑话说的，确实不确实呢？并没有调查到结实的材料。”（李绪基、孙永都记录整理：《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四期，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22页）“这些传说根本没有进行核实，纯是些流言蜚语，却拿来作了定案的根据，实在是冤枉。”（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809页）后一个“证据”，要么是猜测，要么是株连——说武训的帮手是流氓，没有任何证据，由此推论出武训也是流氓，更是荒谬绝伦。没有证据，只好靠“我们断定”。
除了这三个罪名，武训的另一大罪恶是反对农民革命。《调查记》公布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就在武训打出“行乞兴学”招牌的第二年，他的家乡就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的首领就是四年后被搬上银幕的宋景诗。这一发现使武训的批判者占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制高点，因此，与武训兴学扯不上关系的宋景诗以“农民革命领袖”的身份列在了《调查记》的开篇。
然而，在史实面前，这位被描绘成“站在历史的最前面”的“当地农民群众最有名的领袖”，“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却露出了另一副面孔。史实昭示人们，宋景诗确实领导了农民革命，确实与官兵和民团作过战，确实被清廷所捕杀。但是同时，他也确实投降过清廷，确实救过清朝大员胜保的命，确实英勇地剿杀过自己的战友。“宋景诗投降后，便与过去的战友以及渡过黄河的捻军、长枪会军作战， 累立战功，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参将，并赏戴花翎。同治元年（1862）宋景诗又随胜保到安徽、河南、陕西与捻军和回民起义军作战。宋景诗在陕西前线还得到了清廷赏赐的‘巴图鲁’（勇士）名号。”（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原载《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84页）
宋景诗反叛过清廷，但不是为了重归革命，而是因为招抚他的胜保被政敌扳倒，革职拿问。失去靠山，宋景诗担心清廷会收拾他，于是，率部逃回山东，但立即又投到官军麾下，参加了对张锡珠义军的围剿。他的反复无常，使清廷明白，此人既不可用又不可留。在宋景诗打败张锡珠义军，活捉张的儿子张金堂后，清廷决定朝他下手。而宋景诗却一边与官军作战，一边向敌人频送秋波。但“狡兔”已死，他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要把武训比下去，就要把宋景诗抬起来。抬起来就要维护宋的高大全形象，要维护这一形象，就必须对他的投降官军这一关键问题做出解释。《调查记》的解释是，宋景诗这样做“决不是真的”而是“策略性的暂时的妥协”。为了做出这一结论，《调查记》采取了两个办法。
办法之一是无视史实。在《宋景诗档案史料》中保存了许多督抚的奏折，这些奏折详细地记载了宋景诗围剿各类起义军的战斗情况。黄清源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九日，胜保被直东起义军包围，西安骑兵来救，立即又被义军击溃。在此危急时刻，宋景诗及其弟宋景礼率‘靖东营’骑兵飞至，‘跃马大呼陷阵’，‘狠命冲杀’，演出了沙场救主的一幕。胜保得救后，‘立摘西安骑将珊瑚顶赏景诗’。（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兵部侍郎胜保折》）”（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86页）同治元年（1862）正月，胜保派宋景诗部作为前队去安徽剿捻，二十二日，胜保军与捻军遭遇，副都统乌勒兴阿被捻军挑下马来，宋景诗及时赶到，冲到阵前，救起乌勒兴阿。（见《督办安徽军务胜保片》）《调查记》对这类记载一律视而不见。
办法之二是歪曲史实。《调查记》说：“同年（即同治元年）十一年月，‘降匪宋景诗’却‘复叛’了，并扩大了活动，回扰冠、馆、堂邑等县，进据州城东营街一带，这一仗，宋景诗从焦庄一直打到临清，大败清兵。”事实上，这个时候，宋还在陕西，“他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回到临清，但绝非‘进据州城’，而是向知州彭垣表示6J隋愿听候调遣’（同治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山东巡抚谭廷襄折》）。之后，他并未‘大败清兵’，相反地是帮助清兵镇压张锡珠起义军。（《山东军兴纪略》）”（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 887页）为了彰显宋景诗的革命形象，《调查记》不惜张冠李戴——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廷下旨：副都统遮克敦布“畏贼如虎”剿匪不力，被革职，发往新疆。在遮克敦布“畏贼如虎”的时候，宋景诗还在陕西。这里的“贼”分明指的是张 锡珠的义军。（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886页，据黄清源说，这件事在谭廷襄的奏折和《山东军兴纪略》中均有记载。）可是，《调查记》却告诉人们，遮克敦布所畏之“贼”是宋景诗。这类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