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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顺便把几年前作的一首小诗“客感”给他看，这诗是：
秋醉高林一洗红，九招呼彻北南东。
文挑霸气王风末，诗在千山万水中。
久驻人间谙鬼气，重回花梦惜天工。
伤幽直似讥时意，细细思量又不同。
这诗自然只是写我个人久居海外的一些小感触，但如移作咏曹雪芹，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当。汝昌读了便静静地说：你诗作到这样，我们是可以谈的了。于是我们一谈就谈了整个下午，还谈不完。临别时，天色已黑，照了几张相片，光线都有点太暗了。过了几天我就回到了美国，把当时合照的几张影片寄给他，还在每张上面写了一首小诗，现在录在这里：
燕京与周汝昌学长兄畅论《 红楼梦 》，归来得书，即以所摄影片奉寄，各系小诗。
（一）
故国《 红楼 》竟日谈，忘言真赏乐同参，
前贤血泪千秋业，万喙终疑失苦甘。
（二）
百丈京尘乱日曛，两周杯茗细论文。
何时共展初抄卷，更举千难问雪芹。
（三）
逆旅相看白发侵，沧桑历尽始知音；
儿曹若问平生意，读古时如一读今。
（四）
光沉影暗惭夸父，一论《 红楼 》便不完，
生与俱来非假语，低徊百世益难安。
（引者注：四首诗第二句标点符号各自不同，皆遵从原文真实。）
这些诗寄去后，很快就收到汝昌的回信，里面附有他答我的七律一首：
得策纵教授学兄惠寄照片，为京华初会之留念，四帧之侧，各系新诗，拜诵兴感，因赋长句却寄。
襟期早异少年场，京国相逢认鬓霜。
但使《 红楼 》谈历历，不辞白日去堂堂。
知音曾俟沧桑尽，解味还归笔墨香。
诗思苍茫豪气见，为君击节自琅琅。
（自注：姜白石词：东风历历红楼下，谁识三生杜牧之。）
这首诗不但适切地写出了我们当时谈红的情景，也表现了当代研红学者的一些感触。
周汝昌请别人给自己的著作写序言，只有周策纵给《 曹雪芹小传 》和黄裳给《 献芹集 》两例（ 21世纪笔者给周先生几种著作前面涂鸦不论；《 新证 》不同时期有王耳序和李希凡、蓝翎序属于特别情况，亦不论 ），此外顶多是请友人题诗，如《 恭王府与〈 红楼梦 〉》前面有叶嘉莹和张中行题诗。黄裳是周汝昌的老同学又是学者型作家，周策纵则是海外著名学者，周汝昌希望能得到“知言”的情怀是可以理解的。周策纵的序言也果然不负所望，其中颇有一些精彩的说法。例如：
自从“五四”时期新红学发展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我们对《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编者和批者的研究，已进步很多了。这其间，周汝昌先生1948年起草、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论证史实之细密，都可令人敬佩。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12）
人人都知道《 红楼梦 》里的诗、词、曲子都作得好而恰当，但汝昌更能指出雪芹在这方面的家学渊源和特殊风格；能指出清代女诗人之多，女子作诗几乎已成为雪芹时代的一种习尚；更能指出《 红楼梦 》艺术上许多特点之一是以古典抒情诗的手法来写小说。
他把我们所已确知有关曹雪芹的一鳞半爪，镶嵌熔铸进他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环境里，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衬出一幅相当可靠而可观的远景和轮廓来。他所描述的清代制度，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政治演变和风俗习惯，都详征史实；对于曹雪芹身世的考证，比较起来也最是审慎；大凡假设、推断、揣测之处，也多明白指出，留待读者判断，好作进一步探索。这种以严密的实证配合审慎的想像来灵活处理，我认为是我们目前写曹雪芹传唯一可取的态度。
周汝昌美国之游的这一年，已经年届古稀，自然不会再有青年人那种对欧风美雨、异域风光的渴望向往和热情洋溢。事后想起来，好像在学术上也并无特别显著的收益，但从了解西方汉学的发展态势、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扩大“周派红学”的影响以让世界所知这一视角而言，还是很有意义的。周汝昌在《〈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1989年分别由工人出版社出中国大陆版、中国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台湾版 ）的“自序”中这样说：
这本小书的产生，或者说“成书背景”，是由于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之邀，来此作一年为期的鲁斯学人（Luce Fellow）。从一九八六年九月起，住到一九八七年八月为止，这期间除了为周策纵教授代课七次（四个班：“红学”，“诗学”，“研究方法”，“古文选讲”），以及赴外地三个大学和一个文化协会去演讲之外，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继续研究《 红楼梦 》。在此以前，我为红学执笔为文，已经有了整整四十年的经历，经历不为太短了。但此际仍然是思绪纷呈，胜义间出，一点儿也没有“头脑僵化”的感觉。我的思索和玩味实际上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我的新的感受，新的理解，可说是与日俱增。这些感受与理解，自然也不是自天而降。温故，探新，使我不断体会加深加切。于是我由冬季开始，将这些心中之所怀，一节一节地变为纸上的文字，——这就是此书的来历。
由于从《〈 红楼梦 〉新证 》开始，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成果是以考证为主，因此长期以来，他得了一个“考证派”的雅号。而这个雅号暗含有“欠缺思想艺术研究”的贬低、嘲弄意味在里面，由于和胡适联系在一起，还附加了一层“资产阶级实验主义”的“言外之意”的批判。其实，正像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周汝昌的学术研究其根本宗旨是“综互合参”，是文、史、哲互相会通，考证只是基础工作，是为进一步阐释小说文本的思想文化内涵，鉴赏其美学艺术，理解曹雪芹其人的心灵境界服务的。其实从《〈 红楼梦 〉新证 》开始，他就一直有对小说思想和艺术作分析评论的方面，只是一直没有写一本专门的著作。这本《〈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可以说弥补了“思想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那么，什么是曹雪芹《 红楼梦 》的“思想本质”呢？这本书的“序言”中这样说：
在我个人看来，不管文章写得多么不好，这三大基点还是值得读者们注意、值得他们给以足够的重视的。我相信，当他们想到这是一个研红者积四十年之经历而后想要贡献于他们之前的关键性见解时，那他们一定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些信口开河、随心逞臆的东西。这三大基点的解决与否，乃是理解《 红楼梦》的根本问题——我相信他们迟早会同意我的这种拙见。
这三大基点，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 红楼梦 》的性质何属的问题；《 红楼梦 》的核心何在的问题；《 红楼梦 》的整体何似的问题。
周汝昌1986到1987年的美国游学，是他平生三次出国访问的最后一次，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后来由于年龄更老，单位人事关系也更复杂，就再没有出国的机会了。这次在美国逗留的时间比较长，结交也颇广泛。1987年4月29日美国《 华侨日报 》登出了唐翼明的一篇文章，题目为《 周汝昌访哥大纪实 》。唐翼明1980年自武汉大学出国赴美，师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前面述到《 杨万里选集 》时已经提到过。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
一九八七年四月四日晚上，忽然接到夏志清老师的电话，说周汝昌先生七日要来哥伦比亚大学讲《 红楼梦 》，问我届时能不能去纽约领馆接一接。我向来对送往迎来之类的事情没有耐心，这回是奉导师之命，接的又是我仰慕已久的周先生，情形当然不一样，就立刻答应了。
下面的文章分五大部分，小标题分别是：闻名不如见面、红楼·水浒·西游、不怕惊世骇俗、与胡适交往、书呆子。在第一部分，唐翼明追述了自己与周汝昌的因缘和初次见面的情况：
读到周先生的《〈 红楼梦 〉新证 》则是多年以后了。那是在“文革”中，在著名诗人、被毛泽东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