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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抄本的考察与鉴定，周汝昌在《 红学七题 》（ 1986年5月作，提交哈尔滨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论文 ）中有这样一段说明：
1984年之年底，有赴苏联考察《 石头记 》古钞本之行。居苏十日、在列宁格勒三日，然而真正得以阅看钞本的时间只有两个下午，而且两次的实际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四小时左右。我目坏已甚，面对四大函一部七十八回的写本古书，如何“掌握”？其情可想。阅后，开了一个正式会议，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主任为首，苏联的学者、官员们在座，热切地要听听中国派出的专家的鉴定意见。这时我国所派一行三人中，临时推我为发言者。我只好就着一点点管窥蠡测的所得，作了即席发言，讲了我当时形成的几点学术见解。这是中国方面的唯一的学术发言。归国后，我准备在看到苏方提供的书影胶片（哪怕一部分也好）后，为中苏联合影印本撰作序言时（中苏双方协议书议定中苏两方各由二人撰序，我是中方撰序人之一），作出重申、补充或修正。不料情况有异，既不能看到任何胶片，也未有商议撰序一事的任何机会。延至1985年7月底，我才得见冯其庸所撰序言稿的复印本，送来待我参会和联署。因为我见稿中并未包含他让我在苏联发言的任何内容，其学术见解又不相接近，很难将我的看法生硬地楔入冯撰序中。不得已，另撰一文，题曰：《 “在苏本”〈 石头记 〉论略——中苏联合影印本代序 》，略表拙见，以为日后可以持此对苏联学者的一点地步。此文发表于《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第3期，初步论证几点：“在苏本”文字清楚完整，未经妄人篡改；与他本不同的异文时与《 甲戌 》等佳本相合或相近；钞者是文士，书法甚好，但也有行草书体致讹之迹，可窥原底本是草书所写；章回的分断与相连的状况，还不能作为底本时间早晚的论据；其眉、侧诸批语，与脂批不属同一性质；书之钞写虽晚，而底本时代却早，等等诸端。
那篇论文由于条件所限，既匆促又简陋，不言可知。但又无法补救。后来多蒙胡文彬先生惠借给苏本第一回的全部照片，我才得以细加研核，所获不少。今就此文之便，附记大略。
赴苏前，我私下对此本的估计，比较偏低了些。在苏发言，理应慎重，故而语调也未便放得过高，虑阅书时间太少，所见不周。及撰《 论略 》，可以稍稍纵谈，乃觉此本价值允宜着重揭示。然而刊出后见者又有以“估价过高”为言者。及今真正“掌握”了首回全貌后，与家兄祜昌共同研论，方才认为《 论略 》所定的“规格”，总的来看，是未离大格的，是有所见的。
此本令人注目之点不一，最重要的是它的文字多与“甲戌”、“己卯”、“杨藏”诸本合，而未发现有与“庚辰”或“戚序”等本夹入的那种后人妄改劣笔相同之处。此已极为可贵。再者，也曾有人疑心它不过是一部与“舒序”、“梦觉”等较晚本相差不多的一个本子，亦即可有可无、校勘价值不高的一个次要本。事实全不如此。它不但不是次要本的一个“副本”性质，而且与重要本也并不雷同，它的文字与任何一个重要本皆不全然一致，而时时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么一说，即可见此本的价值非凡，我在《 论略 》中并未抬得“过高”。
周汝昌的版本研究，是以鉴别“曹雪芹真笔”为鹄的，为核心，特别注意“夹入的后人妄改劣笔”多还是少，并以此为标准给相关本子以不同评价，这当然涉及对“文笔水平”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判断，也就是本子的形式现象等的考察和文字文句的艺术水平鉴别“综互合参”的，而这又是一种文化修养和艺术灵性的总体体现。其他一些版本研究者则往往偏重于“客观”的版本现象研究，如从纸质、抄写规格等等“形式”方面作数量统计以及形式逻辑的推衍和猜测，在文笔水平的感受方面存在差距。因此，周汝昌也更看重曹雪芹措词造语的“独创性”，打破常规的“陌生化”行文，这在另外一些研究者看来，则可能认为是抄书人的“不通”和“失误”。这样，周汝昌在版本鉴别方面的学术观点也常常是与其他一些研究版本文本的学者意见不尽一致的。
比如对这个俄罗斯的藏本，周汝昌以第一回的文字特色作这样的分析和判断：
〈 一 〉如二仙与石头对语，说：“……然后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
此中两联四句的后二句，“在苏本”作“花锦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与前二句成为四个联文排句句法。已出的古钞本，唯“戚序”、“蒙府”二本（ 南图不另列 ）亦同此句法。尤堪注意的是“花柳”二字“在苏本”独作“花锦”。这乃是一个仅见的罕例。
一个思路会认为“锦”乃“柳”之行草致讹（如我已举的“锦囊”讹作“归囊”）。但细一思索，花锦气味远胜花柳，因为“锦上添花”“花团锦簇”等成语正是“花锦”的注脚；而“花柳”另有“副义”，在此遂有不伦不类之感了；何况第一次介绍全书环境背景，而出此词，尤觉欠好。若“花锦”则迥然不侔矣。此等断非笔误形讹之可比。
〈 二 〉甄士隐梦中听二仙自语：“……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诸本大抵如此，而“在苏本”后半却作“……赔他们去了结此业案”。乍看时，莫不以为“赔”是“陪”之讹字，殊不知非常重要的“甲戌”“己卯”二本，正作“赔”字。此种不容以“白字（ 别字 ）”相待，盖雪芹常是自铸伟词，另寓深意：赔者，又“欠债须还”之意味，非一简单肤浅的“陪伴”可比也。至于“业（孽）案”，所以区别于一般之“案”，且是僧道语气。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11）
类似于此，可能一般的研究者都有点匪夷所思，根本不会想到的，甚至周汝昌这样说了，也是不能同意的，认为这些看法是周汝昌“求之过深”。周汝昌因此总是“少数派”，难怪他一生都在书文中时常感叹：“大凡雪芹第一用自创的字法句法，就有人不许他独创自铸伟词，定要乱改，把伟词拉向一般化的庸言常语。悲夫！”“无论学术，还是艺术，都需要从‘灵性’上交流，不仅仅是什么‘知识’‘学问’的问题。不能有所感，有所受，又何从谈到交流？”（《 红楼夺目红 》）
1986年9月至1987年8月，周汝昌获美国“鲁斯基金”资助，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讲学。这当然是在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策纵的协助下实现的。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除了在威斯康辛大学之外，还先后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等美国著名学府讲学，并出席纽约亚美文化协会夏令营讨论会。而《〈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一书，也是在这个时期写作完成的，后来先出了中国大陆版，又出了中国台湾版。
周策纵生于1916年，比周汝昌年长两岁，湖南祁阳人，抗日战争后赴美国求学，获密歇根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是以著《 五四运动史 》成名的，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很广泛，对红学的研究主要着力于考证方面，是一位在海外影响颇大的美籍华人学者。他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积极活动筹办召开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与中国大陆红学界的名流结交。1980年1月周策纵为周汝昌的《 曹雪芹小传 》写序言，其中这样说：
一九七八年七、八月间，我回到“一去三十年”的祖国来访问。
在北京的短短几天里，除了探访古迹名胜之外，为了我当时正在提议筹开一个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议，很想会晤几位红学专家。除了最老一辈者如俞平伯先生之外，当然首先就想到了周汝昌先生。果然经过旅行社安排，在八月二十二日，他就由他的令嫒月苓陪着到我住的旅馆里来会面了。一杯清茶，我们便一见如故地长谈起来，正有点儿像中秋夜大观园联句说的“彻旦休云倦，烹茶更细论”了。我顺便把几年前作的一首小诗“客感”给他看，这诗是：
秋醉高林一洗红，九招呼彻北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