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的权利和责任。为了同其他熟人竞争伯克利高中女生联谊会的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并可能是反犹太主义的，费伊同教友派的人一起在郊区度过了一个周末。那个社区里道路破败不堪，碎纸片随处飞扬，是黑人贫民的居住区，是一个能让人真正看到灵魂的地方。
她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女孩，但似乎又比青少年偶尔的无政府主义多了点什么。有时，她会把《时代》杂志压在音乐书下，阅读有关国际政治的封面文章。有时，她会在周末同女友一道搭公共汽车去旧金山，花一整天时间参观金门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斯坦哈特海洋馆。她跑进走廊里，打开每一扇标有“私人拥有”的房门。在她停止学习钢琴之前，她已经违背父母的意愿，去当地卫公理教堂为星期天祷告演奏，虽然她在演奏基督教圣歌的当中，夹杂了几首酒吧里的流行曲。
一个激进主义者的安魂曲直觉式的感知
她意识到了自己的欲望和感情，这是直觉式的感知，而不是逻辑推理。文蒂·麦尔默，费伊最要好的高中同学之一，记得当时很忌妒她。她坐在长凳上等公共汽车时，拿出四五页纸，字体漂亮，上面写着她内心深处的感想。当费伊进入俄勒冈的里德大学时，她决定学习文学，这是一所自由主义的艺术学府，以反对权威、崇尚改革而闻名。但是，在大学二年级和三年级之间，她去墨西哥参加一个卫公理会的活动，帮助那里的农民抵抗伤寒病，这次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目标。大学四年级时，她转学到了伯克利，学习法学预科，与杨·李·凯利同住一屋，她是后来伯克利城市协会中激进派的重要一员。杨那时叫贝蒂·李，是一对中国农民移民夫妇的女儿。费伊发现这个人很有趣，她们俩进行了长谈，不仅谈论种族主义，还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等。“费伊当时已经开始关注大的问题。”杨回忆。
后来，费伊去芝加哥大学学法律，师从默尔考·夏普，他曾写过一本关于罗森伯格斯的书。他邀请费伊帮助他处理一个诉讼案件，被代理人是莫顿·索贝尔，是一个著名的核间谍案中的第三方。当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来看她，要求外出观光时，她带他们去贫民区散步。她对当时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感兴趣，这些活动带有浓厚的麦卡锡主义气息。在同全国律师工会（总检察长不久前称此为“共产党阵线”）的学生分会成员见面后，费伊径直找到该团体的主席马文·斯坦德，讨论她去墨西哥参加卫公理会活动的经历。经过三个月的恋爱后，他们结婚了，这桩婚姻被称为是为了受压迫者利益的合资企业。
60年代，费伊重返伯克利，她和马文发现那里的政治气候比较适合他们的理念生存。这时，费伊28岁，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是男孩，叫尼尔，一个是女孩，叫奥格兰。费伊充满活力，喜欢变化，对一切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东西都感兴趣。除了业余时间为查理士·凯瑞领导的一家左派律师事务所工作外，她、马文与其他三位律师一起创立了“正义协会”。作为后来“法律集体”的先行者，该协会是“一切正义事情的保护伞”，工作包括帮助当时尚不知名的图莱县负责人，替西海岸受农场主歧视的黑人打官司。费伊参加了一切工作，从法律援助到“军事母亲”活动。
贝蒂·安·布鲁诺当时是一家电视台的记者，那时认识了费伊。布鲁诺在照看孩子的问题上有了麻烦，通过传统的渠道求救无效后，受“别去碰瓶子，去拿电话”这句口号的感染，她打通了这个称为“匿名母亲”组织的电话，费伊在电话的另一端。“那是她家里的电话，她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可能也是惟一的工作人员，她问了我的困难是什么，帮我出了不少主意。只要是我需要，她就同我交谈，我想谈多长时间就谈多长时间，看起来她把自己完全贡献出来了。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难以置信，我只不过是一个有了麻烦的陌生女人，而她却愿帮我。”后来，她们两人成了朋友。当时的法律禁止父亲进入加利福尼亚的产房，费伊出来反对这个法律。布鲁诺的丈夫也是律师，他加入了费伊的行列，最终他们促使这条法律得以修改。
费伊似乎可以立即出现在任何地方。但是，在她的性格中存在着缺陷，那就是烦躁，或者是一种没有章法的摸索，这表明她不会满足于普通生活。那段时期的一位朋友说：“她的雄心大得出奇，马文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马文和她参加完一个政治活动，我们三人在她家的公寓里，她对晚上见到的人及这种关系将给她带来什么充满了激情。马文和我对她精于算计的野心十分反感，我们不止一次地为发生在她身上的这种事面面相觑。”
安·金哲，费伊一生的职业朋友，梅凯·约翰研究所的负责人，说：“她一直在找一件有意义的事，其意义大于她所能挣的钱，大于她所能建立的法律原则。她想让自己的生活有意义，因而当她的被代理人不具备她所要求的这种意义时，她便赋予他们这种意义。”作家格雷戈里·阿姆斯顿，后来曾与费伊共同在乔治·杰克逊辩护委员会工作，同意这种看法：“像当年的其他左派人士一样，她非常饥渴，总在寻找一个伟大的梦想，并准备为之贡献一切。”
60年代的民权运动，既为她实践自己的理想提供了舞台，也帮助她找到了公众支持。以“正义协会”为政治基础，她渐渐成为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西海岸朋友”运动的灵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是“学生非暴力合作委员会”的简称，是一个对小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改革主义失去了耐心的激进民权运动组织）。费伊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组织捐款和义演。在逾越节，像在此次运动中的其他犹太人一样，她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们组织静坐，这个活动把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同犹太人出埃及联系在一起。在1964年和1965年，费伊去南部为“密西西比夏季项目”工作，花了相当大精力，帮助密西西比民主自由党挑战民主党。
罪犯与警察太多的毒品
在他当便衣警察的岁月里，史蒂夫·博斯哈德经常能碰上艾丽斯·索撒尔，街上的人叫她“洛基”。她面色苍白、金发碧眼，由于与太多的男人鬼混，吸食了太多的毒品，又经常被送进监狱，所以看上去很惨。她虽然只有32岁，但看起来更像是50岁。博斯哈德在得知她的死讯后并不感到意外和特别悲伤，但是情况又使他感到有些异常——她当时去医院是为了给肩膀上的脓肿做个小手术，从病房里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后来却突然昏了过去，第二天就死了。另外，真正引起他的兴趣的是尸体解剖发现死者体内有过量的氨基丙胺，而病房里旁边床上的一位病入膏肓的妇女使院方相信，曾有一个黑人男子来过，并给死者带来些药物。那名男子被确认是卢瑟·布鲁克，博斯哈德知道这是件谋杀案。
其后几天中，这位金发碧眼、留着长胡子的警官穿了一身街上人常穿的那种衣服，和他的那些与地下毒品贩子和吸毒者有关系的线人们进行联络。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曾抓捕过上千人，因为表现英勇而荣获勋章，市议会的议员们还为他写过推荐信。他知道局里把他视为好警察，他也在罪犯当中树立了威名。他为这样的现实感到滑稽：最终为他的职业下定论的不是他的成就，而是近二十年中与卢瑟·布鲁克纠缠在一起的命运。他们之间的差异巨大：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一个是警察，一个是罪犯；一个有家庭，一个东游西荡。但是他们被环境捆在一起，博斯哈德把这种环境称为“报应”。许多年后，他们似乎还停留在60年代，对他们来说，对方就像是一面镜子，而自己则害怕在其中看到自己。
〖1〗0〖2〗破坏性的一代〖4〗〖3〗第三章罪犯与警察〖4〗0大约一周之后，刚刚凌晨3点他就在家中被局里的一个人叫醒，告诉他卢瑟正在长滩的一个付费电话旁等着跟他说话。当博斯哈德拨通电话开始通话时，他妻子突然坐起来，后来她抱怨说当时她还以为有个黑人爬到了他的床上。
“嘿，罗密欧！出了什么事，伙计？你好吗？”
“挺好。”卢瑟平淡地说，“我听说你在打听我。”
“是的，我的朋友被杀了，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