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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家和科学事业拥护者人数的激增，专业的科学组织如英国地质家协会出现了。罗杰·哈恩（1971，275）把科学专业人员和支持他们的各种机构的数量的巨增描述为“19世纪初的‘第二次’科学革命。”
英国科学促进会始建于1831年，在法国、美国、德国等等国家也都有与它相应的组织。它的成员人数不限，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网罗人才的组织。通过与地方团体一起工作，每年在一个城市举行一次会议，以便最终使全国都能成为科学运动的成员，这些机构推动了“科学促进”活动的开展。在它的会议上，英国科学促进会这一标准组织被分成几个科学组（数学组，物理组，化学组，天文组，等等），每年出版的会议记录也是如此。当然，会议期间总有少量的综合性发言和重要的讲演，甚至还有一些可能使较大范围的听众们都感兴趣的会议。关于后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BAAS（英国科学促进会的缩写——译者）1860年的牛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威尔伯福斯主教与托马斯·亨利·赫肯黎就达尔文进化论发生了争论。
我认为，可以举出一个很好的事例来说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所发生的第三次科学革命。这次革命也有许多是机构方面的革命。首先，在这段时间中，大学确实成了大规模的研究和高等教育的中心，这是过去100多年左右的时间中形成的模式。自学成才的科学家——如法拉第和达尔文这样的非专业学者——逐渐被这样一些科学家所代替：这些人有专业知识，受过先进的科学训练，而且都拿到了学位文凭（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科学博士，等等）。像约翰斯·霍普金斯这样的新型大学，是为了专门赞助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而创办的，那些老的大学则设有研究机构。有关后者的例子当首推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另外还有芝加哥的耶基斯天文台，以及哈佛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等。许多这样的研究部门与大学并无直接关系，例如：科尔德斯普林港遗传学实验室，华盛顿的卡内基协会，以及美国的洛克菲勒研究所，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以及德国的凯泽·威廉协会，能斯特、普朗克以及爱因斯坦都曾在这里工作过。
第三次科学革命所处的时代，正是各种科学的研究、管理机构有控制地建立和扩大的时期。不过，最重要的也许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工业实验室和以开发新产品为目的的科学研究的成果大规模的应用，以及对现有产品制造业进行的改造和各种标准的建立。第一个从科学与技术的合作中产生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产业，就是颜料化学。19世纪后期，德国颜料化学革命最有意义的一个方面，就是大学、产业部门以及政府为了研制有实际效益的最终产品一起动脑筋、想办法。以科学为基础、需要不同的研究机构通力合作的技术进步，成了我们这个社会与生俱有的一个特征。
提到管理，就会使我们直接转向我认为可以算是第四次科学革命的这个话题，这次革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若干年中发生的。这次革命有两个重要的机构方面的特征，那就是，政府的巨额（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三的）支出和有组织的研究。第四次科学革命的这两个特征，大概都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原子弹的发明和生产方面的巨大开销（同时还有成本略小但生产规模很大的设备如雷达、近爆引信方面的开销），以及各种抗菌素的开发和生产方面的巨大开销。今天，在科学的某些分支中（最显著的是高能物理和空间研究），知识状况与政府愿在某个科研项目上花费的资金的数额直接联系在一起。在19世纪，达尔文在伦敦郊区的达温宅居住了几十年，在那里独自进行研究和思考，偶尔做些开销很少但很有意义的实验；然而这种情况，就像所谓火星人做的科学研究那样，对今天的科学家而言是十分陌生和不可思议的。这种差别在于，今天科学家们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根本不是用在进行直接的研究上，而是用在制定转让计划，查阅别的科学家所写的科学论著和转让计划，撰写情况报告，出席委员会的会议，到外地或国外去参加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会议和研讨会，以及其他的科学方面的大会等。
第三次科学革命所处的时期，各种专业化的科学学会宛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其中不仅有美国物理学会、美国化学学会这样的学术组织，而且还有学科内的一些专业团体，例如，美国光学学会，美国流变学学会，以及植物生理学家协会等。这些组织为综合性的科学杂志（《物理学评论》，《现代物理学评论》）和各种专业的出版物提供了资助。第四次科学革命是以更新的科学交流形式作为标志的。这些新的形式包括，大规模分发用复印机复制的出版前的非正式样本，有时甚至是杂志同意利用之前的文章，以及出版一些短论（与其很有权威性的老前辈《物理学评论》相比，《物理学评论信札》能远为迅速地发表这方面的交流）。在从事相同或不同项目的研究工作者之间，能顺利发挥作用的交流网络，即老德里克·德前拉诺赖斯称之为无形学院的那种团体，也应运而生了。鉴于今天对“大科学”的财政支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政府内新成立了（或改造了）一些机构，以便负责政府的研究基金的组织。估价和分配。在美国，除了专门设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健康研究所之外，还有陆、海、空三军中的拨款机构，如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和原子能委员会等。
科学中的观念革命
到目前为止，对四次科学革命几乎全是从其机构特征方面来描述的。然而，在这四次革命发生的同时，或多或少地总是伴随着一些科学思想方面的变化。科学革命把实验和观察确立为我们认识自然的基础，并且表明，数学的发展是解决科学问题的关键，数学是表述科学的最高形式。随着牛顿《原理》的出版，革命到达了顶点，这本书的全名表达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以及其他学者的目的：展示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此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把自然状态数学化的工作持续进行着，而且在理论力学和天文学领域最为成功；但是，18世纪伟大的化学革命却不是以牛顿的数学模式为终结的。奥古斯坦·菲涅耳在19世纪20年代发展的光的波动理论，成了此种意义上的牛顿物理学的另一个领域。牛顿模式，可谓第一次科学革命的顶峰，但是显然，它并不能简单地挪用到其他的科学分支当中。
在对这一课题透彻的讨论中，T．S．库恩（1977，220）使我们注意到了“许多物理科学部门研究工作特点的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一变化出现在1800年到185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特别是在一些被当作物理学的那些领域的一系列研究中。”库恩说，“培根式物理科学的数学化”这一变化，是“第二次科学革命的一个方面。”库恩着重指出了这一事实，即“数学化”只是第二次科学革命的“一个方面”：“19世纪上半叶也证明了科学事业在规模上的巨大增长、科学组织形式上的重要变化以及科学教育的全面建设。”库恩非常正确地强调了“这些变化几乎以同一方式影响了所有的科学”这一事实。因此，要“解释19世纪新近数学化的科学有别于同一时期其他科学的特点”，还要考虑一些别的因素。
伊恩·哈金（1983，493）用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把库恩暗示的思想革命和机构变化等想法做了推广。哈金认为，这场科学革命和库恩所谓的第二次科学革命都是“大革命”，他提出了一种“初级的以经验为据的规则”，即每一场大革命必定都伴随有“一种集中体现新趋向的新的机构。”按照这种分析来看，第二次科学革命不仅包括库恩所说的培根科学的数学化，而且还包括作为新的生物学的达尔文自然史学说的出现。达尔文生物学在体系和思想方面独辟蹊径。它大量地吸收了那些非科学工作者为非科学目的所收集的信息，亦即动植物的饲养者和培植者的记录和经验，而且，它实质上创立了一门非牛顿式的科学。这是现代第一个重要的科学理论，它的产生虽事出有因，但并无前兆。尽管生物学者和博物学家渴望有他们自己的牛顿，但是事实却是，当他们的“牛顿”查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