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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反驳说，许多病人的死亡都是由于对血液循环的无知造成的。埃拉西斯特拉塔答复说，“你相信你的新发现确实有用，那么有什么用呢？”在哈维作出肯定的回答时，埃拉西斯特拉塔问，为什么现在还像以前一样有那么多的死者走入极乐世界呢？“哦！”哈维说，“如果他们死了，那是他们的错误，而不是医生的错误。”在回答结束时，哈维对未来作了一番乐观的解释，他说，到那时世界就会“有闲暇充分利用新近的发现，”因为“巨大的效益”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发现。在约翰·休斯所译的英文本中（丰特奈尔1708），埃拉西斯特拉塔有这样一句粗暴的评语：将来“不会有这样的革命，相信我的话吧。”这就是说，人类以前就有了“一定的断定有用知识的标准，”尽管对它又做了少量的补充，但它永远不会被超过。丰特奈尔在结束这篇对话时作了一番悲观的解释：无论科学家在人体方面做出什么样的发现都是徒劳的，因为“大自然是不可战胜的”，而人们还会不断地在既定的时刻死去。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篇对话是极有意义的。首先，丰特奈尔把像哈维（“在人体中发现了新的管道”）那样的发现，与天文学家发现“天空中的一颗新的恒星”加以比较——这类发现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其次，尽管丰特奈尔十分信奉笛卡尔的哲学，但他却直截了当地反对笛卡尔在《方法谈》中所说的那段大话，即如果得到资助，医学研究将会使生命周期无限延长。最后，我们会注意到，丰特奈尔（借埃拉西斯特拉塔之口）提出的医学中没有革命这一主张，与丰特奈尔本人的这一认识即数学中存在着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看来，对革命的可能性的否认，也许可以说是法国医生普遍反对哈维的伟大发现的一个标志（参见罗杰1971，13，169）。虽然笛卡尔热心支持血液循环学说，但丰特奈尔可能并不认为，对医学事业来讲，这一发现算得上是什么伟大的成就。事实上，丰特奈尔似乎并非相信，在医学中曾发生过革命。埃拉西斯特拉塔所说的“不会有这样的革命”这句话，无疑已经表白了丰特奈尔的信念，不过，他本人所说的话略有不同。在约翰·休斯的译本中，埃拉西斯特拉塔说的是：“不会有这样的革命，相信我的话吧。”而丰特奈尔是这样写的：“Sur ma parole ，rien ne changera”（“相信我的话吧，什么都不会变”）。
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罗伯特·玻意耳在其1656年11月所写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了革命：
我告诉您一件很平常的事，您就会了解愚蠢入的轻率的推断有可能使他疯狂到什么程度：某些寡廉鲜耻之徒竟然把不可思议的荒谬的事物归咎于神灵，而毫不为之脸红。谈到消息的公开性，最近全面而完美的成功的消息仅仅限于在议会的大墙之内传播，以致于我现在只能抄录报纸，至多只能事先根据报纸去猜测。对于我们新的代表们将会证实什么、或者我们将会得到什么，我不敢妄加猜测，更不敢白纸黑字地写下来；我不会有所顾忌的只是承认，我的希望和恐惧都是有非常特别的动因的；我还可以无所顾忌地说，我据以预计会有时雨或猛烈的暴风雨来临的云彩，尚不是看不见的未凝结的水气。至于我们的思想方面，我的确可以信心十足地预计，会有一场革命，通过它，神将会成为一个失败者，而真正的哲学繁荣也许会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British Library Harley MS 7003，fols．179／80］
在科学范围内，我没有发现玻意耳有过什么类似的陈述〔在詹姆斯·雅各布把玻意耳看作是革命者的那部著作（1979）中，也没有提到这类情况＇。不过，综观玻意耳那些行文繁冗的论著，如果有人断言说，这些书连提都没有提过这类问题，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冒尖的学者。
我已经指出，许多17世纪的科学家都意识到了他们的成果具有的创新性，而且在他们自己著作的标题中都表明了这一点，一些17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们（吉伯、开普勒、笛卡尔、哈维、牛顿）对他们各自著作的非传统的特性作了明确的陈述，他们指出了古代和中世纪的作者的错误，并采取了革命的态度。亨利·鲍尔在其所著的《实验哲学》（1664）的结尾部分，对新的应用科学作了丰富的阐述。“这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他写道，“哲学伴随着一场大潮来了。”“消遥学派的信徒们也许希望阻挡这一潮流”，就像“阻止自由哲学的泛滥’哪样。他断言，“一定要抛弃所有陈腐的垃圾，推翻腐朽的建筑，”这是因为，“不得不为一个更为宏伟的、永远不会被推翻的哲学专业奠定一个新的基础的时刻来到了。”他说，这种新的哲学，“将以经验和感知为基础，详细讨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从自然界事物的本源那里推究其原因，就像我们所观察的事物可以被艺术再创造出来和力学证明确实可靠那样。”
我发现，在18世纪初的数年中，丰特奈尔的著作中就有了相当早的关于数学革命的陈述，此陈述完全是现代式的而且十分清晰。当时，丰特奈尔正在伏案撰写论述微积分的著作，微积分是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的，它无疑是17世纪最富有革命性的知识成果。丰特奈尔在其著作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借用革命这个新的概念，以此来说明这种数学理论是多么不同凡响。它给予科学家的力量，远远超出了前人“难以想象”的范围。革命只是刚刚开始，但这已经使那些开创者们与在此不久之前还可谓是最聪明最有经验的数学家们相比，能够更巧妙地解决数学问题。
在医学领域中我们发现，1728年牛顿去世后不久，W．科伯恩医学博士在谈到帕拉切尔苏斯时，曾明确地在新的意义上使用了“革命”这一术语，甚至还暗示，革命的发生是医学体系发展的一个特征。
三十多年以后，数学家克雷洛为牛顿在理论力学领域中开始的一场革命而欢呼，理论力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包含了数学和物理学两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牛顿为纯数学和数学物理学做出的伟大贡献，其革命方面那样明确地得到了承认，这是因为，牛顿的成就标志着科学革命的顶峰。现在的证据证明了我们的判断，而且更加强调了这一点：17世纪最富有革命成果的领域是纯数学和理论力学领域。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6章 第二次科学革命及其他革命？
本书所讨论的科学革命，是对所有科学知识均有影响的革命，从这一点讲，它既不同于本书所讨论的别的革命，也不同于大部分科学史著作中所讨论的革命。它使科学的基础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使实验和观察受到了重视；它提倡一种新的数学理论的理想，强调预见的重要性，并且大力宣扬：将来所做出的发现不仅能使有关我们自己和我们这个世界的知识向前发展，而且还能增加我们对自然作用的控制范围。与之相伴而来的，还有一场组织机构中的革命。对如此大范围的思想革命和机构革命的认识，自然而然地会致使科学史家和其他对历史感兴趣的学者们去探讨：是否还有过（或还将有）其他此类的科学革命？
科学机构中的革命
我们在第5章中了解到，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的革命特征，就是科学共同体的兴起，各种科学组织和机构的建立就是一个例子。在19世纪初的几十年中，那些历史悠久的科学组织和机构——皇家学会。巴黎科学院，以及它们在柏林、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和其他地方的那些小兄弟们———已经无法再容纳大量增加的富有活力的科学家了。于是，产生了许许多多地方的科学组织和专业的科学杂志，如法国的《物理学杂志》，英国为物理学界出版的《哲学杂志》等。随着科学家和科学事业拥护者人数的激增，专业的科学组织如英国地质家协会出现了。罗杰·哈恩（1971，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