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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把这种科学称为“后学术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认为后学术科学的特点一是研究是计划项目的延续，决定资助的成员通常不是科学家；这时的问题是科学家的道德必然超出科学活动之外，涉及到赞助者。二是参与研究的是来自不同组织的团队科学家而不是个体科学家，团队往往是临时的，因此问题也出现了，例如：团队科学家的领导者需要对其成员的道德负责吗？。＇7＇
5、越轨的社会控制
旨在防止越轨并鼓励遵从规范的努力就是社会控制。对一个的越轨行为的社会控制主要有两种类型：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
内在社会控制指那些引导科学家自我激励并按遵从的方式行动的过程。对个体科学家来说，需要进行科学方法的培养，科学精神和社会道德的灌输，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的科学家能够起到表率作用。对科学共同体而言，要完善科学活动的自我控制机理—同行评议、论文审查和重复实验，尽量减少同行评议、论文审查的失误。
但是，科学活动的自我控制机理不能完全防止越轨行为的产生。首先是同行评议难以把关，因为科学研究是探索性活动，对前沿问题的研究水平和研究质量难以确定；其次，论文审查存在缺陷，原因是审稿的随机性比较大，稿件的命运与审稿人的个人偏爱有很大关系。第三，重复实验的局限性。因为科学进步的动力是创新而不是重复别人的实验，没有科学家愿意去做别人做过的事。因此，仅仅依靠科学内部的规范机制则难以防范科学家的越轨行为。
在健全科学内部的评价机制的基础上建立权威的外在社会控制机制就成为必然。外在社会控制则是运用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约束来促使科学家在各种外在压力下遵守科学研究的行为规范。
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用于工作场所，并为那些发生越轨时恰巧在场的人使用，也就是某个科学共同体内（科研小组、实验室）内的人自我互相监督。但是这种非正式控制的效果是有限的，例如惩罚的不确定性与缺乏力度；个人情感、相关社会地位的影响；为了团体情感和团体荣誉，科研小组的团体成员也会保护越轨者＇8＇；告密者反而使成为团体的异己分子会受到打击、排挤等等。
内在控制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的控制权都属于专门职业共同体。科学、医疗、律师等属于专门职业（英语为Profession）的范畴，不同于一般职业（英语为Vocation）。默顿和吉伦认为专门职业控制权存在着4个方面制约：评价专门职业服务的标准往往是模棱两可的；角色表现的相对低水平的透明度；职业同盟或者专业同事间的密切的人际关系的存在；专门职业者包庇那些违反了规范的同行。＇9＇
因此，科学共同体对严重的越轨行为必须采取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产生相应的机构和组织，由专门的人员负责。比如，美国公共卫生局成立了研究廉正室，成员包括生物学家、律师、统计学家，任务就是调查、侦破科研中的弄虚作假、剽窃等违规行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组建了一个科学侦探室，其调查程序和研究廉正室相差无几。为了统一协调全国的科学打假工作，美国国会还专门成立了由12人组成的“研究廉正委员会”，成为防范科研中越轨行为的联邦机构。＇10＇
6、一个典型案例：巴尔的摩事件＇11＇
巴尔的摩（D。Baltimore；1938…）在美国科学界是一位风云人物。他曾是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一位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他因发现逆转录酶能将核糖核酸逆向转录为脱氧核糖核酸（RNA→DNA）而获得1975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1981年，科学家们发现，小鼠的生殖细胞在导入外源的大鼠生长激素基因后，能发育成为转基因小鼠，这种转基因小鼠比对照鼠要大上2倍，被称为“超级鼠”。转基因鼠的出现为基因表达研究开拓了新的天地。正在从事抗体基因研究的巴尔的摩立即抓住了这一时机。他意识到如果将含恒定元件μ的外源基因导入小鼠的生殖细胞，小鼠内源基因的重排是否会效仿外源基因，也产生含有元件μ的基因？为了证实这一点，必须做血清学的测试鉴别，即对转基因小鼠用放射测定的方法进行鉴别。巴尔的摩决定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特丽萨·今西加里（Thereza Imanishi…Kari）携手合作，再加上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了强大的研究阵容。
1985年5月，今西加里进行了最为关键的实验。取得了预期成果：小鼠的内源基因确实会效仿外来的重链基因。1986年4月，巴尔的摩和今西加里在《细胞》杂志上发表了长达13页、题目为“在含重排MU重链基因的转基因小鼠中内源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程式的改变”的实验论文，论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在论文提供的大量数据、完整的程序和事实的记录面前，人们无法怀疑这一实验结果。
论文发表1个月后，在今西加里实验室的一位博士后M·欧图勒（Margot O'Toole）在仔细读了长达17页实验记录后，发现与论文不符。论文中提到的一些关键性的实验，在实验记录中根本找不到。论文有造假嫌疑。于是她向塔夫茨大学当局（因为该校正要聘请今西加里）提出了对今西加里的指控。
学校调查组的调查结论是：论文记录虽有小小的错误，但并没有造假。欧图勒不服，请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调查。国家卫生研究院虽然得出论文有造假的嫌疑，但权威的《科学》、《自然》、《细胞》等杂志都拒绝刊登批判文章。
最后，官司打到了国会。1988年5月，国会调查分组委员召开了听证会。而巴尔的摩在《致同事》的公开信中声称完全没必要进行调查，他可以保证特里萨·今西加里的人品。他以为，以他在科学界的声誉和权威，可以让调查中止。他指责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调查人员费特尔、丁吉勒、斯图尔特等人，说他们毫无根据地干涉科学问题。他甚至以言语相要挟，声称这是一场“悲剧性的调查”，认为“外行是不可能评价科学的”。由于事态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他不得不刊登更正文章，但他指出，修正并不会减弱论文结论的可信度。
在骗局没有完全揭开之前，巴尔的摩仍然受人尊敬，并被聘为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可怜的欧图勒受尽折磨和冷落，而且被学校解雇了。
国会和联邦经济情报局的调查结果最终显示：实验的日期与今西加里的记录不一致，她是用截取日期转贴到日期记录纸带上的方法来造假。这一发现使今西加里名声扫地。直到这时，巴尔的摩才不得不承认自己为今西加里辩护的错误，撤回了在《细胞》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并向欧图勒公开道歉。
在这个案例中，今西加里是真正的越轨者，巴尔的摩开始是被动越轨者，后来在面对越轨调查中成了真正的越轨者。
注：
1、W。布劳德、N。韦德。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界的弄虚作假。科学出版社。1988年。
2、李红芳。近年科学越轨问题研究评述。科研管理。2000（3）。
3、转引自郑国安等编“西方国家科技管理要览”一书（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0年10月）。
4、关于作伪环节的分析，还可以参见范洪业的“作伪行为的辨识与防范”一文（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1期）。作者把科学成果的取得和认可分为研究阶段（申请立项、实施研究）和评价阶段（发表论文、学术交流和学术奖励）共5个环节，作伪会发生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中，而每一个环节都有特定的鉴定方式和责任机构进行把关。
5、两人的谈话分别见沃尔伯特编《激情澎湃—科学家的内心世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0页和第59…60页。
6、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P616。
7、John Ziman；Why must scientists bee more ethically sensitive than they used to be？ Science； Vol（ 282）， No。 5395。
8、只有3种情形例外：当越轨轻易被外部觉察；当越轨者可能迅速被认出属于本群体时；当群体因为越轨者的行为有受到严惩的可能性时。也就是说，当个体科学家的越轨十分明显或者非常严重时，包庇就没有意义或者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9、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