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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姚文元的假面具，我们有一次专门以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和天安门运动为题，找他谈话。我们问，“把许许多多的人参加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你说是不是错误？”开始，他说：“是错误，当然是错误。”他还发挥说：“特别是还栽到邓小平头上去，跟他无关么，更是错了。”他话题一转说：“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毛主席的去说，去做，也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上，究竟是毛主席的错误决定影响了他们，抑或是他们的行为影响到了毛主席做出错误的决定，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关键性问题。毛主席不能够直接进行调查研究，因此不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和材料。毛主席当时完全是靠“四人帮”所汇报的内容来判断情况的。由于“四人帮”汇报的情况，提供的材料是错误的，以毛主席那样英明，也不可能作出正确判断，得出正确结论。在“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运动上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诬陷群众、无中生有的错误结论，正是这样作出来的。
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善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实践经验，又用这些经验去指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因此，他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原来是四、五亿人口的国家，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蒋介石政权，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无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不可能“洞察一切”。当他对一些虚假的事物看不清楚的时候，当他听信了假的汇报的时候，当他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实际的时候，他也可能产生片面性，产生偏执，产生把假相当成了真相的问题，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错误的决策。毛主席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可能犯错误，因为他是人，而不是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毛主席自己就说过，一个人一辈子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在判断天安门运动上犯的错误，正是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存在偏执，又听信了歪曲事实、造谣污蔑的假汇报而发生的。
据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交代和一些当事人的揭发，1976年4月4日的下午和晚上，华国锋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些人惶惑不安，时而在会上说几句，骂几句，时而透过大会堂的巨大玻璃窗，观看天安门的现场。到夜晚时，“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的鲁瑛所派出的记者反映，广场上有人发表演说，痛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祸国殃民。江青听后，又哭又闹，还拿一根棍子在会议厅东挥西打。张春桥、姚文元紧跟着张牙舞爪，要求镇压。王洪文奔来跑去，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华国锋定了性，说天安门运动是“反革命分子的捣乱破坏”。会议决定由毛远新、华国锋按这个调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才做出了把天安门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把邓小平定为这个事件的总后台的结论，要吴德去讲话，发布了两项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决议案。对天安门运动，起初是准备派部队进行镇压的。后来，才决定由×××调动民兵、卡车，组成棒子队、棍子队，四面包围，进行毒打和搜捕。姚文元说他们完全是在毛泽东指示下干的。但姚文元的说法，就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而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为了揭穿姚文元的谎言，我们当场出示了他在三月下旬所写的日记。在那些日记里，姚文元就把早在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在南京爆发的人民群众痛斥当时《文汇报》造谣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要把另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从而恶毒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斗争，故意与北京天安门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活动混在一起，一并斥之为“反革命”。姚文元在日记中还恶狠狠地写道：“要镇压！”“要杀人！”我们还出示了4月4日晚华国锋、毛远新在向毛主席汇报之前，姚文元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文章小样，这里也早就把天安门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我们指出，正是他们这些歪曲事实真相的材料，才导致了毛主席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我们拿出这些事实后，姚文元满面通红，头上热汗淋淋，瞠目结舌，支支吾吾，语不成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罪行严重，罪行严重”，思想上是早就与“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人民群众对立的。
还须说明的是，在整个审查工作的谈话当中，姚文元虽则是口吃而不能畅言，但他在答问时，不仅每句话都字斟句酌，而且是吐字清晰的。他一直只承认自己有错误，只有这次，他才提到自己“罪行严重”。“文化大革命”中，在江青的麾下，还有两个打手，前者是戚本禹，后者是迟群。戚本禹原来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他写的评论太平天国后期忠王李秀成的文章，指斥忠王不忠，适应了要从思想深处挖出“忠与不忠”的阴谋的需要，因而被搞个人崇拜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所赏识。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在他被清兵俘获以后，究竟是坚持了革命者的气节，用生命保护了群众免遭清兵杀戮；抑或是晚节不忠，出卖革命，沦为叛逆，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不仅当时可以讨论，而且今天、今后，也还是可以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展开争鸣的。但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拉到现实中，拉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说赞扬过李秀成的人，就是搞叛徒哲学，是为现实生活中的叛逆辩解，甚至本身就是叛徒；而把指斥李秀成的人，说成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左”派，实在荒谬已极。例如欧阳予倩曾写过一个剧本《忠王李秀成》，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和“抗建堂”上演。从该剧的演出效果来看，绝不是迎合了蒋介石的“曲线救国”论调，绝不是适应消极抗战准备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相反，该剧还用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韦昌辉、陈玉成、李秀成的内部倾轧，反映出内部争权夺利，会导致事业败北的道理。
第四章江青及其同伙们（2）
历史有时会发生惊人的相似或雷同，但是，历史终归是历史，终究没有完全的一致。历史人物终归是历史人物，是不可以把历史人物跟现实人物划上等号，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