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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纵火与消灾的两种思想、两种势力的斗争，其实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就其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而言，在南方，有南京大学师生员工起来支持匡亚明同志的游行示威。在北方，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师生员工起来支持院党委的游行示威，都造成了气候。这以后的一些派性斗争，如北京的“天派”与“地派”，都是在当时“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们的策划下，时而支持这边，时而支持那边而造成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这些坏头头，都是围着“中央文革”的坏人的指挥棒打转的。两种形势判断完全相反。周恩来同志宣称的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与江青一伙所说的这个大区烂掉了，那个大区烂掉了，这个省在专革命的政，那个系统的革命群众受到专政，是截然对立的。在外事系统，这种斗争集中反映在对待陈毅同志的身上。
在当时那种具体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当然不能说对陈毅同志不能批评，但他一直强调：毛主席说过，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批是为了保”。而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则主张“打倒”陈毅，还策划、纵容姚登山篡夺了陈毅同志对外事工作的领导大权。不同的口号之争，形成了不同的势力之争。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群众团体，造反的坏头头们，其实对于自己依靠的是谁，反对的是谁，心里头是清清楚楚的。只是因为一边是周恩来总理，德高望重，在国内国际上都有崇高的威望；一边是“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而陈、康、江等人则正在得势，因此，他们要投靠陈、康、江，按他们的意图，搞什么安营扎寨，搞什么火烧，甚至在人民大会堂的“8·11”大会上要抓走陈毅同志。对此，周总理曾愤慨地说：“你们要抓陈毅同志，你们就从我的身上踩过去。”直到毛主席批判了王力煽动群众要打倒陈毅同志的“八·七”讲话，他们的揪斗，才算告一段落。以后，又发展到一些人进驻中南海的西门、北门，要想威胁周总理离开中央的事件。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目的，是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造反司令”，搞打砸抢抄抓，是“顺潮流，赶浪头，逞威风，成一霸”。王洪文是什么理论基础都没有的，即使在他被隔离起来，进行审查的时候，他也说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什么叫作修正主义，怎么样算“左”倾，如何才属于右倾。把他弄来当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荒谬，连他自己也说感到“莫名其妙”，“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都没有，从广播上听到、从报纸上看见几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的字句，接过来喊叫，就当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岂不荒唐可笑。在王洪文的历史上，据他说出现过两个想不到，一个是青云直上“想不到”，一个是转眼变成被审查对象“想不到”。在审查中，他说他得了一种癔病，时而千军万马，时而冷寂心慌，时而静得可怕，时而两耳雷鸣。大约就是这种暴涨暴落留下的后遗症。
不过，据我们观察，绝大多数时间，他的神智还是清醒的。在谈话中，王洪文在一般情况下的表现，还是装得愿意交代问题，比较老实，比较温顺，很有愿意悔过认罪的样子。他也交待了一些问题，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他把邓小平在江青的质问下如何顶撞江青，江青怎么样大发雷霆。张春桥污蔑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他们四人如何相约，去钓鱼台十七号楼举行秘密会议，作出了妄图阻止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决定。当晚回去就寝，他接到了好几个电话，怎样密调三叉戟飞机飞到长沙，毛主席如何斥责他们。以及他因此心情不舒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长沙多住几天，买了许多桔子，就飞回北京，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一边吃桔子，一边发牢骚，都说得很清楚，很详细。但是，他对这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诬陷周恩来，说什么“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却不正面答复，只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地耍花招说：“我那次谈到了周总理吗？我没有提到周总理吧？我会说周总理吗？好像我只说了邓小平跟江青吵架的事似的……”当问到他为什么在去长沙之前，不就近在北京向住在医院的周总理汇报时，他也故作吃惊地说：“哎哟，这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当时就想不到呢？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们看见他那副既要装个老实，又很狡猾的狼狈相，都禁不住心里在骂：“这个流氓！”大概因为有“批周民必乱，反周民必反”那句话，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江、张、姚、王都回避提到周总理，矢口否认自己反对周总理，把罪责推给受他们蒙骗的群众。谢静宜对于他们在修改“一·二四”、“一·二五”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时，肆无忌惮地诋毁周总理、诬陷周总理的交代，算是对他们的防线炸开了一个缺口。口子一开，他们也就难以堵住了。
有一次，我们就所谓的“伍豪事件”问题，找王洪文谈话。伍豪是周恩来同志的别名。1931年在上海，由于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为了保卫当时的党中央，周恩来下令处置了一些危害党的分子。顾顺章怀恨在心，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下，在1932年2月16日、17日的《时报》，20日、21日的《申报》上，连续刊登了一个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妄图以此瓦解我们的党，破坏周恩来同志的名誉。这时周恩来同志已去苏区，上海的领导同志就在同年2月22日的《申报》上登出启事，意在辟国民党特务机关前一启事之谣。2月27日，又在我党办的《实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伍豪启事》，指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那个启事，“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本人自己的造谣污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3月4日，我党再度在《申报》上刊登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进一步辟谣。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人把它拿了出来。对此，江青集团如获至宝，他们要用国民党特务机关制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经破产的谣言诬陷周总理，从而达到制造出一个打倒周恩来所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型炮弹”。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用事实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和江青从不同的角度诬陷周恩来的问题，给予了有力的批驳，并且点着当时正装着闭目养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这才承认了事实，点了头。毛泽东下结论说：“这件事情已经搞清楚了，是国民党制造的谣言”。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死心，王洪文竟在毛主席已经作了结论以后，还下令给他在上海图书馆的小兄弟，要他们继续搞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在谈话中，王洪文对他们整周总理，对毛主席已经对此段历史作了结论后还整周总理的事实，矢口否认。他赌咒发誓、捶胸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