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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作家批判书ii-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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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是有限的,而且是僵化的;时间是无限的,而且是动态的。    
      所以,余华的先锋就极其有限了——刚开了头,却又煞了尾。    
      远行有多远?    
    


第四章批判余华 (3)

    在《余华主要作品目录》里,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得最早。它应该是余华的处女发表作。这是指在公开且有影响的刊物发表,写于1986年11月。在余华很重要的创作谈《虚伪的作品》这篇文章里,把它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余华对于小说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把这篇小说当作余华创作的出发点,从中窥视余华的创作走势。我想应该是没有多大的偏离航向。    
      余华为什么非得要选择18岁作为远行的前提呢?    
      在我国,18岁具有特殊性。它预示着成年——具有公民权了。在取得相应的权利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年龄,已在法律上举行了成年仪式,可以独立了。    
      在法律上的成人,也仅仅是在法律上的成人,并不说明在现实生活中已真的成人了。对于依赖心理非常重的国人,不少人甚至到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在心理上依然无法成人。    
      余华选取这么一个有意味的年龄,一方面出于法律上的保险,借以避免有教唆青少年离家出走的嫌疑,另一方面,虽然余华有独立闯世界的心理欲求,并且有敢干承担责任的勇气,但也显示出了他的极不自信。    
      在“我”18岁的时候,外面的世界不一定很精彩,但“我”对于外界的了解几乎是一遍空白,所能理解的世界也同样是空白的。不像现在进入了信息社会,即使一个儿童,他的大脑的信息量也远比“我”大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远行的盲目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远方并没有已经想象并勾勒出海市蜃楼的灿烂图景,就不会向着自己的理想飞奔,一旦遇到阻碍,敢快回来,以免遭受到伤害,就成了唯一的出路。这样的人物,在余华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未成年人如《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林,《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一乐,成年人如《活着》中的福贵。    
      这几乎是余华小说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标记。虽然我们不能把作品中的人物与作者关联起来,但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在感情上必然有其关联性。这种关联的意义指向,它恰恰暗示了余华的先锋小说之路的——盲目性和局限性。    
      这种先锋性就像小说中的汽车,本可以带自己到很远的地方,由于不知道远方在何方,尽管总有高处在诱惑,也只好随便搭上一辆汽车,不意这辆汽车却向着出发的地方开来。1986年的余华,刚刚先锋的余华,就已经暗示了他的路向。    
      余华们的先锋小说实验,诚如《十八岁出门远行》,仅仅为中国当代文学打造了一家被拆散了的汽车旅店:    
      我感到这汽车虽然遍体鳞伤,可它心窝还是健全的,还是暖和的。我知道自己的心窝也是暖和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在这里。    
      这真有点手拿鸡毛当令箭的意味了。    
      这也怪不得余华,都是文化禁锢惹的祸。对外界了解既少,内界也天生营养不良,以为沿着公路,就能达到理想的所在。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后,一代文化人共同的心理基础。    
      与这篇小说相对应的是,那时的文化人,面对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虽然在选择上有一定的盲目性,无论在法律上成了人,还是没有成人,但大都出于内心的自我开放。“我”却不同,屁颠屁颠地出门远行,是因为父亲的鼓励。无论父亲的用意何在,父亲总是代表力量的源泉和温暖的爱。    
      博大而深厚的父爱,也构成了余华小说的重要元素,几乎就是他着力表达的核心。小说的构架,就从这父爱为基点,然后放射开去。    
      我总感觉怪怪的。父亲的权威,也包括以父性势力为代表的个人和组织,在现代文学中,总是作为旧势力和旧秩序的象征,必然在和代表新生力量的下一辈发生强烈的冲突,冲突矛盾往往不可调和。鲁迅的系列小说、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曹禺的戏剧《雷雨》等等。这种矛盾冲突在当代文学里已全部改变,这时,以男性为代表的力量总是处于居高临下的绝对权威位置,成为女性和年青人的当然领导者和指示灯。男性不仅仅代表父性的力量,更多的时候代表着更为强大的组织。没有办法,女性和青年由于话语权的丧失,只能处于从属并被支配的地位。即使像孙犁的《荷花淀》这样描写女性的诗化小说,女性也同样只不过是跑龙套的料。    
      余华小说中的父亲,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为了人,也仅是对当代小说极为有限的突破。这是余华的文学启蒙的原因。他最初所读的作品,按他所列的清单:《艳阳天》、《金光大道》、《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还有就是——大字报。    
      在余华正式写作的时候,虽然受到了川端康成、卡夫卡等外来力量的强烈冲击,但更多的是关于小说的观念和形式的革新,根本不可能真正进入川端康成和卡夫卡所构造的精神世界。在他的潜意识里,怎么也斩不断他启蒙时的脐带。就像孙悟空即使有七十二变,也变不了他的猴子的尾巴。再者,由于余华写作是为调动工作,这种极强的功利性,他在写作的时候,不能不考虑文化警察机制下的发表问题。就是这个原因,他也要在他的枪上涂上一层油光发亮的白蜡。    
      在这篇小说中,虽然也有余华作品中一以贯之的血腥,但他在描写“我”遇到抢苹果时,仍然没有脱离道德判断的窠臼。    
      《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并没有渐行渐远,而是一再地回归。《在细雨中呼喊》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叙述下,在思想观念上已经转变,到了《活着》,先锋精神已丧失殆尽,而《许三观卖血记》,不过就是把《在细雨中呼喊》的故事,按传统叙述方式的翻版。    
      好儿子,快回到父亲身边吧!    
      在阅读余华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杜甫在成都写的一首诗中的句子: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我想,这几句诗的意境与《在细雨中呼喊》是十分吻合的。因为这是一部关于回家和寻找父亲的小说,而父爱,就像那“润物细无声”的好雨,滋润着儿子。虽然这不是一部完全歌颂父爱的手册。    
      在我读完余华长篇小说之后,我认为他写得最好的长篇是《在细雨中呼喊》。这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能称得上具有先锋性的作品。现在,我又认为这部小说只要第一章就足够了,它已经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作品,后面的几章基本上是这一章的阐释。即使按照一般的阅读常识,也大体能知道它所要叙述的事情了。由于小说故事情节仍然是按照既定的模式设置的,尽管改变了叙述方式,但无法改变人物在第一章就已经非常明白的命运,缺乏出人意料之外的惊奇。原因在于,余华的探索并没有做到重新结构世界,用他自己的话说:“遗憾的是这种探索始终是现实时间意义上的探索。由于这样的探索无法了解到时间的真正意义,就是说无法了解时间其实是有关世界的结构,所以它的停滞不前将是命中注定的。”余华是在批评自己嘛。    
      我的基本判断是,余华并不适合写长篇小说,尽管他的长篇小说已经足够短了。    
    


第四章批判余华 (4)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它的第一章中的南门。其它几节的相关内容,我将把它放到与《许三观卖血记》的比较分析之中。    
      小说就在最有余华特色的两个因素——记忆和女人的叫喊声中开始了它的旅程。对黑夜感到恐惧的孩子,比黑夜更为恐惧的女人的呼喊,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又在下雨的夜晚,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人们都能够理解孩子的恐惧,但对女人的呼喊能理解吗?随后出现的那个穿黑色衣服的男人,表面看来,是对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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