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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与池莉、方方、张抗抗等与她同时代的女性作家相比，总显得有些另类和特立独行。她表现得过于理性，而不像池莉和方方她们那么张扬（无论是个人态度还是对媒介的反应），这是不言而喻的。有的人说，王安忆的小说是属于上海的，是属于女性的。的确，王安忆的小说空间背景很少有离开上海的，无论是现实题材的，还是历史题材的。事情也往往如此，王安忆几乎没有怎么写过一个有特点的男性，她总是在女人的圈子里流连徘徊，以期获得对女性认识上最成功的表达。王安忆曾有一篇极富女性意识的中篇小说《香港的情和爱》，表面看来是描写边缘人生活的典型，但是已不同于王安忆以前的那些沉迷个人经验书写的小说。主人公老魏用金钱与一个女人换来了两年的“情和爱”。在这些具有现实感的生活细节里，王安忆倾注了自己对于人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之间的那种矛盾状态无法进行调解的困惑与百无聊赖，只有通过情和爱才能感受到一点点家的温暖与人性的温情，可是这种温情也只是建立在赤裸裸的金钱的交换基础上的。真正的“情和爱”到底在哪儿，王安忆也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是这毕竟是王安忆在描写现实时所清醒地把握着的激情与责任，她没有在此玩弄什么高深的叙事策略和神秘主义，我们能在瞬间进入到她那种为追求和谐而营造的张力氛围中。王安忆顺应了那种放逐过的激情，她不希望达到极致，情与爱的和谐本身就包含了理相爱情的稳定性。
女性在写作上的感性化程度要比男性作家强烈得多，她们总是善于从男女之间的情爱与婚姻上探讨传统女性的处世经验与生存困境，在文学作品中虚构理想中的命运，但是回归到现实后，那种强烈的反差最后总是让她们无奈地慨叹世事的苍桑与悲凉，以及女性的那种宿命意识。也有的女性作家去关注知识分子的处境，但毕竟这只是少数，而且她们的成就也不如男性作家，所以她们还是回过头来总想再一次将传统女性面目全非的生活进行一番力透纸背的书写，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
王安忆的写作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大环境下，不能不说她没有一点自觉的女性意识。毕竟从社会对她的作品的反应来看，她的写作往往首先就要被一些评论家们纳入到女性写作群体当中来，这一点是王安忆自己也无法拒绝的。对于自己被纳入到女性写作的行列中来，她有一次在访谈中这样对采访她的人说：“这是一种潮流，国外喜欢这样，这种潮流也影响到国内的学术界。女性的问题本来是一个边缘问题，但现在往往边缘问题开始走入中间，因为中间的问题不再吸引大家。这个概念很小，它对评论界方便，可以把很多东西往里套。但我个人不赞同这个概念，因为它太小了，把很多问题狭隘化了。”而王安忆在谈到《钟山》杂志的一个记者采访她时，想把她往女性写作上套，而她则是“拼命抗拒”的。但是，几乎所有的评论家在评论王安忆的时候，总是要将她的那作纳入到女性写作中去，什么女权主义，什么女性身体写作，这些问题我想王安忆也是不大愿意听到的。在王安忆之前，张爱玲是一个标准的写女性的作家，她总是以一种反讽的笔调来描写上海这座城市的庸俗与冷漠，荒诞而痛切。在王安忆之后，卫慧和棉棉以身体写作的方式疯狂地写下了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尖叫的情欲，躁动不安的气息与声音。而王安忆呢，她似乎超越不了张爱玲，也不能像卫慧和棉棉那样作彻底的反叛而终归消失于无。王安忆没有消失，但是她停留在哪儿了呢？我们不得而知，只能说她的写作始终“居无定所”。
不管王安忆在女性写作上是否承认自己属于其中的一员，但是她笔下所描绘的都是女性的琐事与情感纠葛，女人之间的那种怨恨与悲欢离合。仅从这一点来说，王安忆被纳入到女性写作中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首先是王安忆本身作为一位女性是置身在中国目前的这种女性写作环境下的，其二，王安忆笔下所写的也大都是女性，这一点是评论家们将她往女性写作上套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
王安忆不仅写女性，她还试图书写女性知识分子的处境，尤其是她们在上海背景下的精神处境。与一些孤独的封闭的女性知识分子相比，王安忆笔下的女性知识分子虽然没有比这些人显得更入世一些，但是女性的那种感性通常会在这种时候促使她们对现实生活更求真务实。世俗的生活对大部分女性的诱惑是无法抵挡的，王安忆笔下的女性知识分子同样也不能免俗，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状态是她们作出改变的契机，她们总是希望超越自身，同时也超越整个时代。
对于王安忆的女性写作，评论家陈晓明曾说，王安忆“三恋小说是对知青题材的重温和对女性心性的特别审视。对女性的潜意识、她们的敏感和不知所措以及她们微小的愿望得到满足所要承受的社会的压力，这一切都被王安忆刻画得淋漓尽致。很显然，王安忆在更多的时候并不刻意表达‘女性意识’，这只是与她的个人记忆有关。《乌托邦诗篇》是以主观化视角完成个人记忆与时代记忆的重合”
与陈染、林白和海男相比，王安忆的小说虽然少了一些矫情的因素，但是却缺乏了前三位女作家所具有的那种对生活的真挚描绘和对女性意识作彻底的表达的那种决绝的勇气与胆识。在想象力方面，我们虽然不否认王安忆靠的就是她这个不甚出众的能力才写出一部又一部的小说，但她与徐小斌和须兰这几位女性作家还是有差距的。
在描写女性的深刻性上，王安忆甚至还不如比她年纪小的先锋派男作家苏童所能驾驭得那样恰到好处，她没有苏童描写女性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彻底与铭心刻骨。哪怕就是对于妹头（《妹头》）、阿三（《我爱比尔》）等具有独特风格的女性，她也没有苏童在他的《妻妾成群》和《红粉》等小说中对女性描写的那样富有生活感与灵动感。
在女性写作的先锋性上，王安忆与残雪比较也有些相形见绌，残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表了《山上的小屋》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将她的那种鬼魅的神秘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小说理念贯穿了写作的始终，现在还有继续先锋下去的趋势。而王安忆真正称得上是先锋的小说也就是《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与《纪实和虚构》，为了表现先锋性，王安忆还给《纪实和虚构》这部长篇小说加了一个副标题——“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但小说就是描写了一个女人与一个城市的关系，充其量也就是一部带有象征性与追忆性的家族小说。除了语言上与她的其它小说相比有所膨胀外，结构上也未见出有多么先锋，残雪的大部分小说都可与它有一比。
在描写女性上，许多的评论家认为王安忆有足够的资格站出来说话，对于这一点我认为王安忆有很大的局限性，她与女性意识极强的陈染、林白和海男相比，总是显得畏首畏尾而无所适从，她不能做到她们那样彻底地对男权中心意识的反叛与颠覆，她试图超越，可又在自己封闭的写作思维里越陷越深，最终不得不再一次地做“转型”的准备。
第三章批判王安忆 （5）
令人困惑的写作前景
王安忆的写作现在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训练有素，但是这样的写作只能是工匠气息极为浓厚的写作，这样的作家现在真是层出不穷，遍地都是。作为体制内的专业作家，王安忆是堪称勤奋的，她不断地为我们制造出那些良莠不齐的垃圾与精品，这些作品一旦看多了之后，人就不免有一种自我重复、味同嚼蜡的感觉。我想，这可能是熟读王安忆作品的读者或多或少都会有的印象。
在以前的写作中，王安忆虽然也竭力去挖掘自己笔下人物背后的种种人性的弱点，而她却没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而是像被什么观念束缚住了，她的视野同时也被遮蔽住了，无法更开放地去触及社会中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