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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在写作《长恨歌》时曾作了这样的独白：你张爱玲能写，我也能写；你写得好，我写得绝不比你差。这种自信是让人敬佩的。但是张爱玲描写的上海是感性的，灵动的，因此张爱玲能进中国现代伟大作家行列，可是王安忆凭借着她的并不甚丰富的想象力在那儿虚构着并不聪明的故事，她过度地透支了自己的叙事上的才能。如果没有耐心的读者，是很难阅读和理解王安忆的小说的。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王安忆的写作就更显得不合时宜。现在要让年轻一代的人来看那些凄婉缠绵的故事，他们会认为那可能是对他们智力的一种讽刺而拒绝阅读这样的小说。
张爱玲在我们看来是要感性一些，但是张爱玲却感性得可爱，我们甚至可以说她的描写上海的小说是性感的，是干净的，是有着她的极限体验的。在上海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张爱玲的“通俗“写作将她那个时代真实的状况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虽然王安忆在描写上海时也有过张爱玲的那个阶段，但是她从主观上很快就背弃了张爱玲的写作信条，而转向了更为理性化的书写。虽然她想竭力做得与张爱玲不一样，但是她写出的小说却失去了生动性，也没有像她所想象与期望的那样要比张爱玲高明。在很多方面，她甚至还不如张爱玲，虽然她比张爱玲要晚好几十年，虽然她也在描写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
从《小鲍庄》、“三恋”题材到《纪实和虑构》、《米尼》、《长恨歌》、《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等小说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王安忆是受到了张爱玲的影响，但是她没有得到张爱玲在小说写作中描写女性的精髓，她总是在描写女性的成长历史，以此升华到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民族的历史，这是王安忆多年来的写作理想得以实现的标志。她虽然比张爱玲显得明朗一些，有时也显得清醒一些，但是她的过于理性的写作原则让她在一个封闭的压抑的环境中难以达到张爱玲的真纯质朴的高度。张爱玲喜爱描写家庭女子的孤独，压抑与异己，而王安忆总是乐于在她的小说中渗透进自己的感伤的准哲学。比如说对于人类漂泊的灵魂的探索与书写，对于经历世事沧桑的精神历险的女性无处藏身的困境的揭示，对于中国传统女性的生存环境的展露与呈现，最后还是描写她们对前景的迷惘与对人生的失意。
对于上海的描写，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准则。张爱玲在描写上海时总是在不厌其烦的描写流苏与旗袍，哀怨与倾城之恋。新生代作家里，丁丽英善于描写“时钟里的女人”，而男作家张生总是对五角场情有独钟，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赵波将年轻一代的爱情观念在她的笔下通过变形的夸张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里浮躁的现代人那点隐密的内心经验也已经变得荡然无存。与年轻一代作家相比，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就是弄堂、闺阁、淮海路与流言，她几乎没有描写过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的所具有那种时代性与现代感，我们也很难在王安忆的小说里读到这样的内容，如果要说王安忆也写过这些的话，那也只是她的几篇为数不多的散文里零星地提到过，此外，别无其它。
要是作这样的比较的话，我不得不说，王安忆还是更接近于张爱玲一些，而与上海新生代与七十年代作家相比，她就不免显得有些落伍了。而与上海的现代性相比，王安忆同样与它格格不入。虽然有的人说王安忆是上海发展的记录者和“书记官”，可是她笔下所呈现的上海与实际在别人眼里的上海并不完全一样的，她的上海是民间的上海，而不是上流社会的上海。但是她的上海是否是主流的上海呢？这一点许多人都有疑问，对于不是上海人的读者来说，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会是真实的，的确她的上海也是真实的，但也不能就此否定别的作家笔下的上海就是虚假的，就是作家们主观臆造的。不管怎么说，王安忆还是在那儿故作轻松地为我们讲述着她眼中的上海，上海是她心中永远难解的梦。
就像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津津乐道于他的解放前的高密东北乡一样，王安忆似乎也在对她的旧上海情有独钟，她乐此不疲地描写了她想象中的旧上海，同样也花样繁多地描绘她眼中的新上海，中间不时地夹杂着自己曾经有过的那段下放知青生活。王安忆在这些围绕着上海转的叙述里，轻车熟路、按部就班地做着记录整个上海发展的“书记官”。
在我的阅读印象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总像是一个悲情城市。从外地来到上海谋生的女子或者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女子在王安忆的笔下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但是她们最后却都是殊途同归地获得了同样的结局，那就是女性内心对生活与生命所持有的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无奈与不满。《富萍》中的女主人公富萍就是一个从江苏扬州来到上海谋生的女子，她在上海经历了种种的世事变化，自身也经历了思想上的转变，最后背叛了以前的婚姻，而走向了自由的理想的生命之域。这也像王安忆以前的小说一样描写一个异地女子的婚变史或者情爱史。在结构与思想上毫无新奇之处，而且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总是连绵不绝、似乎永无终止的冗长的叙述，看着看着就会让人不知不觉的喘不过气来。这种类型化的小说我们看到了不止一篇两篇，它们的局限性让王安忆的写作在读者中有了过于负面的影响。
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在我们的印象中总是弄堂、淮海路、棚户区等上个世纪初的产物，这似乎与这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身份并不相符，在这一点上，她甚至都没有张爱玲做得那样的到位与细致。我们在王安忆的作品中看不到上海随时代发展的气息，虽然她在不厌其烦地描写底层人的生活，描写他们怎样与这个社会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这是王安忆所描写的人道主义吗？我们感觉到的只是一种现实背后那种虚弱且无助的绝望。
第三章批判王安忆 （5）
反抗而又无法逃避的女性写作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女作家的作品在文坛上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且颇受读者欢迎，这里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一是中国女作家女性意识的充分觉醒，她们在认识到自身所处的境遇后，尽力挖掘身体与思想的潜力以支持自己的创作；其二，随着文学不断的市场化，女作家大都摆脱了意识形态上的束缚，而寻求新的文学写作上的突破点，这也是女作家们竭力消解的。
在中国现代作家里，萧红的写作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她本身也没有多少刻意追求什么女性意识的理想与愿望，而就是要表现那个时代她所见到的一切，揭露人的苦难与痛楚，也挖掘人性深处灵魂丑陋与美好的两面。这对于萧红来说，都是自觉的行为，而与什么女性意识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所讲的女性意识只是评论家为了方便归类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学概念，它并无多大的实际与现实意义。庐隐、林徽因、石评梅、冰心、凌叔华、冯沅君、丁玲等现代女作家在当时的处境下根本就没有自己女性写作的意识与概念，她们总是和男作家们一样，受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个性解放”与“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认为文学是没有什么性别意识的。如果硬要说有的话，那也只是男女作家性别意识的差异，而在作品的区分上是没有这种性别标准的。而到了当代作家那里，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传入，许多的女作家在写作之初就标榜了自己的女性写作观念，并刻意地遵循女权主义者们所普遍强调的那样去身体力行。茹志娟、宗璞、谌容、张洁、张抗抗、张辛欣、刘索拉、蒋子丹、范小青以及后来的残雪、方方、池莉、铁凝、徐小斌等人都没有明确地提出女性写作的口号，而到了陈染、林白、海男、徐坤等人就将女性写作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并身体力行地写作了大量的女性意识极强的小说，与她们的放不开和犹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