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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万通在海南一共赚到了100万元――如果不是及早抽身，可能这几个今天的大富豪在某建筑工地当民工呢。
2001年的博鳌房地产论坛上，冯仑有一句经典语录就是：“在海口看见那些烂尾楼就像看到了初恋情人如今已经满目疮痍。而看见那些新起的楼盘，就像看到了初恋情人的女儿，猛的一看有点眼熟，仔细一看又不是。”
前头我们说过，王石曾经把早期参与价格双轨制倒卖办公用品、外汇等的账目轧了一遍，发现其实暴利来的最后都原样输回去了，于是卖光的所有乱七八糟的投资专心做万科地产；其实看潘石屹、冯仑的经历也能得到类似的启示，趁着泡沫大潮迅速积累的暴利太不容易保住了，那场泡沫给他们的最大意义恐怕还是经验和教训。
日后潘石屹屡屡靠创意出击地产项目，刻意保持财务健康；冯仑在2004年宏观调控时主动戴上“红帽子”，在逆境中反而更见壮大的经历，都与这一段深刻的人生履历有关。
＇19＇众生
华尔街的投资大师比格斯说过这么一句话：面对泡沫高涨却保持清醒不去参加，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了。
的确是这样，我们今天看潘、冯嗅到危机提前撤退，好像很容易，但在那时，手里的楼多留一天出手也许就能多赚几百万，而危机虽然逼近，谁又能说的清到底何时降临呢？这种刀口舔血的刺激和快感，投机客们如何能抗拒呢？
再设身处地地想想，潘石屹用桔子和香烟换来的情报未必有字面上那么恐怖。海南人均住房面积50平米，北京才7平米，的确说明有泡沫存在，但这种泡沫为什么不能用时间来填平呢？据说当时海南由于特区的财富效应驱使，人口每月剧增几十万，而海南的人口基数低，潘石屹看资料的时候也才200万以内，按这种人口速度的增长，万通也有足够的理由留下来继续奋斗。
1993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次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16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
海南，乃至全国的房地产泡沫――尽管很多地方尚未形成泡沫――都一一破灭了，地产业陷入了长达8年的萧条。很多日后的大佬们，比如万科、合生创展、还有今天的中国首富杨惠妍的父亲杨国强都几乎倒在那一轮里。
有人质疑：如果不是出台了这么严厉的措施，海南泡沫未必就这么惨淡收场。这种说法当然不对，因为海南泡沫的最大危机来源是太多金融机构的钱被裹挟进去了。
在海南泡沫高涨的同时，上文讲到过的另一个泡沫易发热土“北海”也刮起了一阵子类似的狂潮，差点把另一位地产大佬王石给灭进去了。
王石在其自传《道路与梦想》中讲了这段经历。
1992夏天，北海市委书记王季路和市长帅历国到深圳招商，当时万科已经上市，并且打定主意专业做地产，这自然是个机会。王石向市长介绍了万科在上海如何把一块机场附近的“废地”打造成“宝地”的情况后，市长略一沉吟，“这样吧，有一块40平方公里的土地，地价可以象征性地付一点，就算送给万科建设开发吧。”
与海南隔海相望的广西省北海市，此时的房地产开发火爆程度也毫不逊色。
1992年，这座原本只有10万人的小城冒出了1000多家房地产公司，全国各地驻扎在北海的炒家达50余万人。经过轮番倒手，政府几万元/亩批出去的地能炒到100多万元/亩，当地政府一年批出去的土地就达80平方公里。以至于次年前来视察的朱镕基副总理忍不住提醒当地政府：“北海不同于上海…… （北海建设）要量力而行”。
为了吃透北海政府对这块土地的规划意图，王石邀请了经济学家汤学义、城市规划专家孟大强先生一起前往北海。在北海建委会议室，帅市长请两位专家给建委讲课。
汤学义从基础设施投入分析讲起：“深圳特区目前总共开发了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三通一平’每平方公里需要两三个亿，70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用去了近200个亿，也就是说地面上什么还没有就用去了200个亿。再看北海这40平方公里的荒地滩涂开发，即使这里的劳力、建筑材料比深圳便宜，每平方公里土地也得1。5亿到2亿元，40平方公里就得60亿到80亿元，如果算上地面上的投资，厂房、公建、发电厂、水厂，少说还得80亿，加起来就是140亿到160亿。问题不在投入，更重要的是产出和消费。北海目前的人口不到15万，一年的产值不足10个亿，如何支撑这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听着汤教授的课，王石后脊梁浸出冷汗，没要这40平方公里的土地。
日后的统计数据证明了王石的这身汗出得正确。1992到1994年，北海批租土地面积为67。75平方公里，相当于原城区面积的5倍（其中40平方公里差点给了万科）。由于投资能力有限，这些已批租土地绝大部分没有开发，至1995年底，北海全部批租土地中只有16。74平方公里土地已经动工建设，未开发土地面积达51平方公里，占批租土地总量的75％。
这些批而不建的土地被干嘛用了？当然是炒作楼花。1992年初，北海市仅有3家房地产公司。由于北海市政府采取“低门槛”政策，土地出让价最高为9。7万元／亩，并且成片大面积出让，允许购地者再转让，也即允许炒地，土地投机严重。1992年4月地价开始暴涨，半年间地价上涨10倍以上，最高地价达每亩120万元。
1995年第1期《不动产纵横》上举了一个当时炒地的例子。1992年9月，香港宏昌公司获得80亩土地使用权，协议地价每亩10万元。不出几天，该公司就以每亩20万元的价格倒给美国平亚公司，平亚公司又立即再转手给澳门金业公司，后者又将之转给了北海市建联公司。短短13天，连炒3次，地价由最初的每亩10万元暴涨至54。2万元，总地价由800万元上涨到4336万元。
1993年6月的朱镕基讲话后，与海南一海之隔的北海，地产泡沫几乎也在同时期崩溃得一干二净，沉淀资金高达200亿元，烂尾楼面积超过了三亚，被称为中国的“泡沫经济博物馆”。
尽管没陷在北海，但万科在此轮泡沫中也是“很受伤”，万科参与开发的武汉万科广场、成都万兴苑、深圳海神广场、福景大厦、天津金桥高级公寓、鞍山东源大厦都因资金短缺而濒临烂尾。
和万通在北京搞到上市指标同样幸运的是，万科在1993年4月成功地发行了B股，从股市弄到了4。5亿港元，这笔资金让万科在国家银根紧缩的政策下，逃过了一劫。
请注意，万科发行B股是1993年4月，离朱镕基讲话仅仅2个月，如果晚两个月发股票，根本通不过审核，今天我们还能不能看见万科，悬得很呢。
调控地产泡沫，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谁来出手，到底想不想调的问题罢了。
其实，中国人见识的那场泡沫里，最大的赢家并不是侥幸存活的万通、万科，而是今天的福布斯榜“首富”，碧桂园的老板杨国强。
1990年代初，靠搞建筑和装修已经先一步致富的杨国强为顺德一家地产公司垫资建造了近4000套别墅，他完完没料到自己被圈进了一个“套”，开发商其实不是为了造楼去卖，而是和海南那帮人一样靠卖楼花赚钱，杨国强的垫资根本就是被无限期挪用进去了。结果，1993年调控后，那1000多亩土地顿时烂尾了，老杨成了最大的债主，于是对方把整个项目抵债给了他，其结果就是催生了日后中国最大的地主――“碧桂园”。
当然，杨国强的坚韧力非常人可比，他居然就一锤一凿地盖完了整个别墅，并且在以后的地产复苏年月里依靠良好的包装策划真的把楼全卖出去了。这种能力，超乎一般人想像。
这一节内容，如果放开写，可以单写一本书。因为太多国内知名的地产商或者资本市场的玩家们，都有参与海南泡沫的经历。不过，总结上面几则故事的教训和经验，已足够深刻了。
头一回见识泡沫，中国老百姓开了眼，从那以后，我们更是不断地与之打交道。
人生的财富膨胀离不开机遇，而最好的机遇几乎总是毫不例外地出现在一轮泡沫的生灭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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