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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钟伟在20年后如此评价这场盛会：“旧双轨制中最为宝贵的财富是上层精英与基层的互动，通过试点的方式、试错的手段，共同进行制度建设。民众有鲜明的民意，中央就顺应和升华使之成为国策；它是暂时过渡的，没有人（包括政策设计者）会认为这种双轨是永久的，等待渐进的振荡渐渐消散后并轨才是最终的政策目标；它也是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惊险一跃’。”。
会议筹备始于当年的3月，向全国发布的征文消息不仅吸引了经济学人，也吸引了实际部门热衷改革的中青年人，筹备组共收到应征论文1300余篇，他们制定了“以文选人”的原则，坚持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代表入选资格一律凭论文水平确定。最后有120篇论文入选。
那时，华生31岁。他的经历在同龄学者中很有代表性：13岁参加大串联，15岁上山下乡，25岁恢复高考，他进入南京工学院（日后更名为东南大学），四年后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并多次参加农村和工厂调查。在华生考入南京工学院时，他数学没及格（文革中他只能读马列著作）。四年后，他以数学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研究生。研究生学习期间，他已在经济学权威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三篇论文。
当时，市场经济在实践上最大的障碍之一，则是扭曲和僵死的计划价格。“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提交国务院讨论。”华生这样描述当年的经济现实。而且，当时的社会利益主体大都认为，这种僵化的价格体系是正确有效的，即使是“改革派”内部，也有相当大的力量主张中国象南斯拉夫那样先完成体制改革再放开价格管制。
会议分成多个小组，如工业、城市、农村、政府经济职能等等，而价格改革则是争论焦点所在。会上最初形成了两种意见，即所谓的“调派”和“放派”。
“调派”其实是中央组织的价格计算单位，如航天部710所，做出了巨大的价格模型，进行计算机分析。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等来自社科院工经所和清华大学的学者，也在做模型。他们希望把价格算清楚，通过政府调价，然后一下子放开。但在现实中，调价牵扯各方面利益，账不管怎么算都会遇到巨大阻力。
与之相对，以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则主张，应该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
争论异常激烈，会议还发明了挂牌辩论的方式，经常将争论延续到深夜。
逐渐，在激烈碰撞中，一种新的折中思路产生了。青年学者华生、高梁、何家成、张少杰和蒋跃，从农贸市场中颇受启发。当时城市居民凭粮票买粮，一人一月30斤。如果粮票有富余，可以拿去农贸市场换鸡蛋。如果不够吃，就去农贸市场买高价粮。他们认为原材料价格改革也可以这样进行。计划外调剂价格就是市场价格。逐步缩小计划比例，扩大市场比例。
在价格组挂牌争论的最后一天下午的最后一小时，大家争论得口干舌燥心情烦闷时，这个小组报名，说有第三方案。华生上台演讲。
会议之中，华生作为代表，给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做了汇报。会后写了一份会议纪要，题目是“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很快受到国务院领导重视，第二年即1985年3月，国务院下文首次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此后这被认为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正式实施。
在双轨制诞生20年后，华生对媒体说，双轨制的深层涵义其实是渐进增量改革，或者说是保护和封闭存量（保护和赎买既得利益）、培育和发展增量（市场和新生力量），这也是参加莫干山会议的许多中青年经济学者形成的改革共识。
即使是后来痛批“双轨制”的吴敬琏，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也解释说，“双轨制”的实行使部分能够从中得益的官员比较容易接受改革，确保了价格改革能够得以顺利进行，这是利大于弊的。
张维迎则说，回过头看，“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因改革要想成功，必须依赖于如何减轻权力官僚部门的抵制。即使今天，可能也想不出比“双轨制”更好的办法。1984年4月，25岁的张维迎写就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第一次系统论证了价格“双轨制”。后来，华生他们的工作其实也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开展的。
这种“伟大的妥协”被支持者认为是“双轨制”的精髓，一步放开，且不说社会成本过大，得到实施的机会就已经很渺茫了，“双轨制”中的一轨正是保护、缓冲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地盘，制度才可能得到确立，以后的渐进式改革才能逐步走下去。这个思路，正合日后“股改”的过程，也因此，华生得以在20多年后重掀经济学界的波澜。
“莫干山会议”总共确立了八条思路，我们不妨一起重温一下，它们对此后的中国经济改革有着怎样巨大的影响。
（1）关于价格改革。会议认为主要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以提高采掘工业品价格为中心，改革工业品价格体系；二是以解决农产品价格倒挂和补贴过多为中心，调整消费品价格和公用事业收费。对于工业品价格如何改革则有两种思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
（2）关于工业企业实行自负盈亏问题。大家认为只有根本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问题．才能激发企业积极性，进一步挖掘潜力。
（3）关于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
（4）关于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问题。
（5）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与会者分析了现行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诸如统存统贷的资金管理体制、不存在金融市场、中央货币政策很难发挥作用等，并提出近期改革的政策建议及配套措施，包括扩大银行存贷自主权，制定公司法、票据法、银行法、破产法等保障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法规，建立银行准备金制度，充分发挥利率杠杆作用等。
（6）关于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问题。大家对股份经济产生的原因和意义作了充分探讨，并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7）关于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问题。与会者认为，应解决价格倒挂问题和改革购销体制，选择好带头产业，运用好农村资金，重视区域特点等。
（8）关于现阶段政府经济职能问题。与会者认为，应当由经营型转向调节型，由微观经济转向宏观经济，由低层次的管理转向高层次的管理。他们认为，政府担负的经济职能是：对微观经济活功进行调行，例如制定法规，社会收入再分配，保险、补贴、救济等；提供经济发展环境，包括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控制人口，以及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稀缺资源和社会共有资源等；经营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主要是交通、邮政通讯、银行以及新兴产业的重点项目、围防工业等。
时隔一月，在1984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正式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在这次会议后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很显然，这帮小青年们的大胆而又充满妥协色彩的改革建议，成了中央的“决策咨询”，有此也拉开了价格双轨制的大幕。
大幕拉开，可很快就有人看到了官倒、贪污、腐败。在其出台之初，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就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们指出，双轨制如同在同一条道路上同时实行可以靠左行驶和靠右行驶的双重规则，必然导致撞车和混乱。而且，双重价格并存，必然助长体制内外的倒买倒卖和权力寻租，造成腐败蔓延。
价格双轨制的研究者胡和立有一份著名的研究报告被广泛引用，报告显示，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三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触目惊心的数据！
就连双轨制的始作俑者华生也曾对媒体抱怨说，“（双轨制）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然而，这种特殊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