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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四川的刘家兄弟们开始研究如何生产正大猪饲料的替代品。
王石后来结识了刘永行，他曾半开玩笑说：“如果当年坚持做饲料生意，中国的饲料大王应该是我啊。”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王石当时的兴趣是“倒”而不是“饲料”，刘家兄弟则相反，很快，王石就发现倒饲料没什么前途，也不够暴利，他找到了更好的机会。
1984年，深圳倒得最热的是两样东西，一是办公用品，因为各地正在大建楼堂馆所，很多设备都需要进口，二是外汇，大量的进口物资都嗷嗷待哺着。按照特区政策，进口特区的国外产品不能销售到特区外，但不限制特区外客户在特区内购买的商品运出特区。于是，特发公司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它的职能，说白了就是帮助特区外的客户在特区内购物。
9月21日开张，王石觉得，“科教仪器”生意跟玉米生意没什么两样：在境外联系几家有实力的供货商，主要是港商，后来成为万科个人大股东的港商刘元生就是此时跟王石成为贸易伙伴的；然后坐等内地需要进口货的企业上门，收它们25％货款为订金，按同样比例给港商订货；待货物运抵深圳，买方结账提货，再把钱付给港商。
这个链条的关键之处在于，买方一般只有人民币，而港商要外汇，“展销中心”之类机构存在的最大意义是它们有能力得到换外汇的“条子”，即“三张皮”的头一张。遍布深圳的各种倒爷公司，比的就是谁能换到更多外汇，王石他们能力不俗，每月能换来500万港币。
那年秋天，王石结识了一位“北京来的”王先生。“北京王”对“深圳王”说，他们公司有足够的关系，能调汇3000万美金。好处当然不会从天降落，原来，北京的大人物们的好处是汇率。当时美金的官价是一美元兑2。8人民币，黑市价格是4。2元人民币，而王先生开的价格是一美元兑3。7元，比官价多9毛钱，对黑市便宜5毛钱。
显然，深圳的进出口公司们成了一个洗钱窗口。“北京王先生们”用权力换来的美金不能直接到黑市上换成人民币花，通过王石他们到香港变成货物，再卖给内地客商，“汇兑收益”就成了“贸易盈余”，合法化了。当然，对“展销中心”之类的公司来说，好处也是明摆着的，有了几千万美金在手，生意规模立刻扩大，不再受每月500万港币的束缚。
然而，这个美事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各路有权力的人都杀进了这门暴利生意。有用飞机空运的，有军车押运的，北京中央部委机关们的下挂产业群也急急杀到，形成了一条龙倒卖；而国家也渐渐察觉了调汇混乱的局面，王石当年就接待过两个中央的调查组，王石在自传里坦承：卷入了当年国家最大的几个调汇案件中，但是在调查的工作组前后明显口径不一，立场奇怪，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没有深究此事。
1985年，倒爷们有了新宠，当时录像机、摄像机的进口批文受到国务院机电办公室的严格限制，但放像机偏偏不在目录上，因此成为进口的热门。王石的“展销中心”的放像机完税成本是1900元，批发出去是2100到2300元，市面零售价为2700到2800元，不再是暴利行业，但依然有利可图。
可是，敏锐的王石很快发现，这个市场也不对劲了，因为省计委等部门的官员告诉他，在展销中心买进2万台放像机的时候，还有其他进出口公司也在送审进口许可，有5万台甚至7万台的。王石感到，必须赶紧撤退了。
他跑去作了一则广告，称：“由于台风原因，本展销中心的放像机无法按预定时间送达客户，为保证履行合同急购两万台放像机。”
消息出来，那些卖放像机的大户们纷纷上门求售，王石让采购人员一口咬定，必须现货到港检验后才能签订合同――那是算准了他们的送审批文还没下来，拿不出现货。结果，市面上的放像机价格给稳住了。与此同时，王石命令所有销售人员行动，不惜降价也要卖清所有的货，最后从2100元直卖到1100元，终于脱离了放像机泥潭。展销中心也因此元气大伤，被迫裁员20％。
此后，王石还陆续倒过一些其他“科教设备”，但终于兴趣日减，决心专心做房地产。于是，日后中国最著名的房地产公司万科诞生了。
1992年底，王石在深圳国土局主办的一次房地产沙龙上回顾了他的这段倒爷生涯：“万科做贸易出身，20世纪80年代做录像机，也做过200％－300％利润的生意。因为是超额利润，许多公司都进口录像机，供过于求，录像机降价，销售的边际利润就开始下降，甚至变成负数。今年，我让财务将万科1984年到1992年的贸易记录整理一番，赚钱用黑字表示，赔钱用红字表示，结果红字多于黑字，说明这些贸易的结果是赔钱超过赚钱，这也说明市场很公平，先前你怎么赚的暴利，之后你都得吐出来，而且还要多吐。”
＇13＇争论
到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第六年了。然而，这6年来的经济变革大潮中，总是有一种声音缺位：经济学家。
从个体户群落的兴起，雇工数量争议，到重新认识“向钱看”，乃至乡镇企业追着国营企业屁股打，重要的转折点，总是邓公的一个声音在响亮着。“摸着石头过河”，总该有人探探水的深浅吧，那个探路的群体――经济学家们，在哪？
1984年，在围绕“价格单轨还是双轨制”问题的争论中，这个群体光辉亮相了。当时最出风头的是这样几个人：华生、高梁、张维迎等，还有几个名字也与与这场争论紧密链接，如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等现在的中国经济决策层，此外还有很多发表了著名评论的人士，如钟伟和吴敬链。
“我是双轨制的始作俑者。”50岁的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2005年对媒体说。1986年，因为设计价格双轨制的“突出贡献”，华生被授予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的称号，并且赢得了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孙冶方奖。
这位20岁不到即在经济学界大出风头的人，在经历几次下海经商失败，回归学界后，又对2004年开始到2007年收官的“股权分置改革”运动作出了突出贡献，（参见本书第12章相关内容）。
附带说一件“八卦”的事情，2007年4月，华生迎娶了刚刚当选全国作协主席不久的单身美女作家――铁凝。
在叙述1984年的那场奠定中国经济改革走向的“莫干山会议”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此前无比紧张压抑的政经气氛。
1983年，红旗出版社把部分批判商品经济的文章编辑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其前言称：“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坚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对“否定、怀疑或者至少会导致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不能漠然置之”。
当时的经济改革派也分为两派，其中主张搞“市场经济”为主的派系正处于“危难”之中。比如，薛暮桥由于说过“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不得不在他自己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座谈会上作检讨。刘国光由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也被批判，被责令在社会科学院党组会上做检讨。
在这种气氛下，市场经济能否生存下来已经是很悬的事。
1984年，9月3…10日，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效益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浙江省社科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
这是一次很有特殊意义的会议，名义上是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名义举行的会议，是一次纯粹民间讨论性质的学术研讨会。但最终它形成的共识却成了被中央高层直接采纳的经济决策。
学者钟伟在20年后如此评价这场盛会：“旧双轨制中最为宝贵的财富是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