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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的特拉克尔中等身材，肌肉发达，金发，眼睛有点儿斜。人们对他的印象往往是矛盾混乱的。一个瑞士作家认为他外表“不寻常的高贵”，接着是“黝黑，魔鬼似的容貌给他一种罪犯般的魅力。”他有时象圣徒有时象凶手，极端的自我封闭与突发式的开放交替。画家可科什卡把他说成是“中产阶级的叛徒伙伴”。特拉克尔常坐在他在维也纳的画室啤酒桶上，长时间一言不发，突然口若悬河地自言自语，然后又归于沉默。据朋友们回忆，他说话总是既神秘又有预言意味。有一次他指着陈列在农贸市场得奖的小牛头说，“这就是我们基督。”一个诗人朋友记得，1914年春，他俩散步穿过乡间时，特拉克尔不停在谈论死亡：“我们掉进费解的黑暗中，当那一刻通向永恒，怎么死才会最快？”
在一次大战爆发前几个月，他为死亡着魔，更加深了他的自杀倾向。1914年6月，他收到一笔两万克朗的匿名捐款，这笔数目在当时相当可观。费克陪特拉克尔去英斯布鲁克的一家银行去取这笔钱。在银行里，特拉克尔突然惊惶失措，大汗淋漓，还没轮到他就冲出去。不久，战争动员开始了，他作为少尉军医应召入伍。遗憾的是，他一直未能用到这笔钱。后来他才知道匿名捐款者是个年轻的哲学家，名叫维特根斯坦。
七
衰 亡
在白色的池塘上
野鸟们已惊飞四散。
黄昏，寒风自我们星球吹来。
在我们的墓地上
夜垂下破损的额头。
橡树下，我们荡起银色小舟。
镇上白墙不断鸣响。
在荆棘的拱门下，
噢我兄弟，我们是攀向午夜的盲目时针。
对这首诗的几种译本都不甚满意，我不得不赤膊上阵。我知道，风险在于我根本不懂德文。好在这首诗的英译本收进我编的教材，跟我的美国学生琢磨了四五年，总不至于差得太远。
这首诗五易其稿，我们看到的是第五稿也是最后定稿。原作在形式上十分严谨。一共三段，每段三行中包括两行一句和一行一句，前两段顺序相同，第三段颠倒过来。前两段对应句的音节长度几乎完全相同。我试着在汉语中保持前两段的对称，居然成了，不过这纯属偶然。
这三段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从黄昏到夜晚到午夜。从空间上，与野鸟们的远去相比，寒风和夜正接近诗人及同伴。寒风自我们星球吹来是妙句，既虚无又神秘。而银色小舟象桥一样，把来与去的空间对立取消了。紧接着下一句是取消时间的上对立：过去现在将来统统融合在白墙不断鸣响中。趋向终点正是趋向全诗的高峰。荆棘的拱门是关口，是苦难与团结的象征。噢我兄弟，我们是攀向午夜的盲目时针，时间与空间在此奇妙地汇合在一起。我们再次看到诗中水平与垂直的方向性。这回不是下降，不是陨星和堕落天使；而是上升，是攀向午夜的兄弟。而兄弟即盲目时针，他们在死亡的循环中彼此追逐。盲目与时针是悖论，当时针达到本诗时间进程的最高点，盲目却遮蔽了对自身的认知。这类意象奇特突兀，又在诗意的逻辑上站得住脚，使特拉克尔点石成金。
在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罗曼（雅各布森，他把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结构主义串连起来。雅各布森探讨了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区别。在他看来，诗性功能使语言最大限度地偏离实用目的，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的形式因素，诸如音韵（词与词的呼应和句法等。他认为诗句的构成包括选择轴和组合轴。选择轴指的是在在诗句中每个词语是可替换的。比如，可用“紫色”代替“银色”，“正午”代替“午夜”，“清醒”代替“盲目”。特拉克尔无疑做了最佳选择。而组合轴指的是前后诗句中词与词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特拉克尔这首诗中，前两段的组合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名词有：池塘和墓地，野鸟和夜，黄昏和橡树，寒风和小舟；动词有：惊飞和垂下，吹来和荡起。而第一段首句的白色的池塘又和第三段的白墙相呼应，从荒野到城镇，从水平到垂直，从静到动，由于白色的连接，不断鸣响才会显得意味深长。
八
维特根斯坦和特拉克尔从未见过面。
1913年1月20日，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死于喉癌。他写信到剑桥给他的老师罗素：“他在我所能想象的一种最完美的状态中死去，没有丝毫痛苦。象孩子般睡着了。”父亲留下一笔巨大的遗产，维特根斯坦决定把属于自己部分的三分之一捐出去。为此，他求助于德高望重的《伯瑞那尔》杂志的主编费克：“对不起，恳请您满足我的请求，我想托付给您10万克朗的款项，这笔钱按您的意思分发给贫困的奥地利艺术家。”得到捐赠的有十个艺术家，包括诗人里尔克和特拉克尔，画家可科施卡和建筑师卢斯等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维特根斯坦自愿报名参军。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不能工作了，但也许能去死？了悟的人生是一种抗议人世困苦的多么幸运的人生。”他想通过战争磨砺自己，使自己能在生死边界上考察哲理体验人生。
1914年到1916年两年间，维特根斯坦写了大量日记，很少谈到他个人的经历，主要记述他的哲学思考。面对战争带了的种种苦难，他又能说什么呢？这正是他早期著作《逻辑哲学导论》中的主题：“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只能保持沉默。”战争成为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动摇了《逻辑哲学导论》的理性分析的基础，对不确定性的探讨以及对此在意义的怀疑，不断地把他推向疯狂的边缘。
维特根斯坦和特拉克尔同在东部战线，一度离得很近。他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先在一艘巡逻艇上服役。有一天，结束巡逻任务返回驻地后，他收到特拉克尔的一张明信片。特拉克尔那时已近于神经崩溃，住进克拉克夫一家军医院的精神病房。他是从费克那儿得到他的地址的，想见见这位未曾谋面的恩人。
维特根斯坦对特拉克尔当时的悲剧一无所知。他于1914年9月6日来到那家医院时，特拉克尔已经安葬了，他于三天前服用过量的可卡因而死去。维特根斯坦在一张给费克的军用明信片上写道：“我很震惊，虽然我不认识他。感谢您寄来的特拉克尔的诗，我虽不懂，但他的心声使我感到荣幸。这是真正的天才人物的心声。”
哲学家和诗人就这样永远错过了，就象他们各自使用不同的语言系统一样：维特根斯坦旨在把可说的东西弄清楚，而特拉克尔则要把不可说的东西表现出来。
九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特拉克尔在给费克的一张纸条上写道：“在死亡般存在的时刻的感觉：所有人都值得爱。醒来，你感到这世界的苦涩；其中有你所有难赎的罪；你的诗是一种残缺的补偿。”
8月底，他参加一个支队从英斯布鲁克出发，被送往被奥地利占领的波兰的格利西亚（Galicia）省。在俄国军队迅速推进的打击下，奥地利人节节败退，狼狈不堪。根据后来发现的医疗报告，特拉克尔在离开英斯布鲁克后不久，神经上就出了毛病。有一次，他试图单枪匹马冲向战场，被六个人强行解除了武装。而在他较早从前线寄回的信中并无神经崩溃的迹象，甚至还在关注对他的一首诗的反映，为已经发表而后悔。据一位内科医生说，他在一家客栈遇见特拉克尔，他似乎情绪很好，只是不愿意住在他服役的医院，而自己在客栈租了个房间。内科医生问起现代诗歌中那些东西值得一读，特拉克尔很兴奋，马上开始谈论魏尔伦和兰波。
10月底，特拉克尔从克拉克夫的军医院写信给费克，他由于严重的抑郁症被隔离观察。费克立即赶到克拉克夫，特拉克尔终于说出自己的可怕经历。大约一个月多前，在格罗代克（Grodek）的一场战斗中，他在一个谷仓照看90名重伤号。当时没有医生，他必须独自坚持两天。突然一声枪响，他环视四周，原来是一个伤兵开枪自杀，脑浆喷了一墙。特拉克尔实在受不了，走出谷仓，而眼前的一幕更可怕：数名被绞死的人在小广场一排秃树上晃荡，那是被奥地利军队怀疑不忠实的本地老百姓。接着和其他军官共进晚餐时，他突然声称自己活够了，要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