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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一种分裂，无法弥合的分裂，在西方以上帝这个偶像所代表的中心消失后不可避免的分裂。或许可以说，这样分裂释放的能量造就了二十世纪现代艺术包括诗歌的辉煌，同时也因为过份消耗带来后患。
现代性是个复杂的概念，一方面是社会的现代性，另一方面是美学的现代性。社会的现代性以进步为本，对基督教的时间观有所继承；而美学的现代性是以颓废为重要特征，是对社会现代性的反动。对进步主义的批评其实早从浪漫派就开始了，而真正的高潮是二十世纪初反科学反理性的艺术运动，表现主义是其中重要的一支。他们不满足于对客观事物的蓦写，要求进而表现事物的内在本质；要求突破对人的行为和人所处的环境的描绘而揭示人的灵魂；要求不停留在对暂时或偶然现象的记述而展示其永恒价值。
尼采在《论瓦格纳》一文中写道：“每一种文学颓废的标志是什么？生活不再作为整体而存在。词语变成主宰并从句子中跳脱出来，句子延伸到书页之外并模糊了书页的意义，书页以牺牲作品整体为代价获得了生命？整体不再是整体。但这是对每一种颓废风格的明喻：每一次，原子的混乱，意志的瓦解？？”
诗歌上的颓废往往有其特有的意象范围，比如黄昏（秋天（寒风（衰亡（陨星（荆棘等，这在特拉克尔诗中尤其明显。他正是在下沉中获得力量的。在短短的写作生涯中，他完成从浪漫主义向表现主义的过渡。和自称为“未来世界的立法者”（雪莱）浪漫主义的英雄豪杰不同，他是精神旅途孤独的漂泊者，而诗歌正是其迷失的道路。
六
1911年服完兵役后，特拉克尔开始在维也纳（萨尔茨堡和英斯布鲁克三地漂泊。无节制的酗酒与吸毒造成经济上的拮据。1910年6月他父亲去世，使他不得不进一步面对现实。他先在萨尔茨堡“白天使”药房工作。没干多久就不行了，几乎精神崩溃。比如，一天早上他在等顾客时湿透了六件衬衣。不到两个月工夫，他不得不离开了药房。
1912年4月，他重新要求回到军队，被分配到英斯布鲁克一家军医院，在那儿待了半年多。由于手头拮据，他卖掉他大部分私人藏书。而搬到英斯布鲁克却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一步，把他带到当地的知识分子的圈中。他的才能被公认，他的诗作得以发表，更重要的他有了精神庇护所。这个圈子的领地是半月刊《伯瑞那尔》（Der Brenner），而中心人物是主编费克（Ludwig von Ficker）。这回又是布什贝克牵线，为特拉克尔安排与费克见面。
5月的一天，特拉克尔来到马克斯米连咖啡馆，费克通常和朋友同事们在那儿消磨时光。他坐的位置离费克很远。费克慢慢猜到他就是那个诗人，并没马上跟他打招呼。特拉克尔最终克服了怯懦，让侍者转递他的名片，费克马上请他过去坐在一起。
这一刻，无论对特拉克尔的个人生活还是诗歌创作都至关重要。费克比特拉克尔大7岁，是个善良宽厚有信仰的人。费克和他弟弟的家门永远向特拉克尔敞开，他在那儿感到温暖心定。他在给费克的信中写道：“我越来越深地感到《伯瑞纳尔》对我意味着什么？一个高尚圈子里的家与避难所。在摧毁我或成全我难以言状的情绪的折磨下，在对以往极端绝望以及面向坎坷未来之际，我所感深于言传，是你的慷慨与仁慈带来的幸运，是你的友谊带来的深厚理解。”在特拉克尔最后两年半的余生中，费克扮演了父亲和精神导师的双重角色。
从他们封闭的高山堡垒，费克及其朋友们以诚实正直抵制来自维也纳流行的堕落与平庸。《伯瑞那尔》追随着克尔凯郭尔的天主教存在主义的价值取向，为维也纳的先锋派所推崇，特别是克劳斯，他认为这是奥地利唯一诚实的杂志。自从1912年底到特拉克尔死去，《伯瑞那尔》每一期都发表他的诗作。事实上，几乎他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在进入这个圈子后写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费克没有《伯瑞那尔》及团结在它周围的人，就没有二十世纪德国最伟大的表现主义诗人特拉克尔。
1912年11月，他因随地吐痰遭到一名军官训斥而发生口角，随后他要求从现役转成预备役。在此期间，兰波的德文译诗集的出版，对他产生巨大的冲击，他的诗发生了风格上的变化，从韵体转成自由体，更重要的是动词趋于复杂化，使主题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1913年1月底，特拉克尔在给布什贝克的信中，描述了他试图在维也纳官僚机构里谋职后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他写道：“我的境况依旧不好，虽然这儿比别的地方强。也许最好是让危机出现在维也纳。”他接着写道：“几天内，我会寄去一份‘赫利安’。对我来说，它是我所写的最珍贵最痛苦的东西。” 和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几乎同时问世的 “赫利安”（Helian），写于1912年12月至1913年1月，是特拉克尔最长的诗作。在完成“赫利安”一个月后，他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家中的这些日子很艰难，在这些充满阳光而冷得难以言状的房间，我处于兴奋与无意识状态之间。蜕变的怪异抽搐，肉体上几乎难以忍受；黑暗的视觉快要死去；狂喜如岩石般团结；而悲哀之梦进一步延伸。”
自1912年到1913年，他先后三次在维也纳官僚机构求职，属头一次最短。他先在劳工部谋得一份小职员的位置。那时他正在萨尔茨堡和英斯布鲁克致力于他的长诗“赫利安”，为此他推迟了好几周，直到1912年12月31日才到劳工部报到。两小时后他就离开了，第二天递交了辞呈。真正的理由很简单，他担心在维也纳无法写作。随后他立即返回英斯布鲁克，在位于郊区的费克的家中完成了“赫利安”。此诗得到费克和朋友们的赞誉，特别是海因里奇（Heinrich），予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赫利安”是德语诗歌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那年冬天余下的时间他留在萨尔茨堡，和母亲弟弟一起，关闭了家里开的商行。1913年4月，他又来到英斯布鲁克，住在费克和他兄弟家。布什贝克再次为他寻找出版商，以失败告终。没过几天，特拉克尔收到德国莱比锡一个年轻出版商沃尔夫（Kurt Wolff）的信，打算出版他的诗集。与此同时，他也要出版卡夫卡早期的作品。沃尔夫后来成为德国表现主义一代的主要出版者。特拉克尔和卡夫卡的作品被放进同一套丛书里，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这引起特拉克尔强烈的不满，他盼的是更厚的选本。由费克起草，他发了一封愤怒的电报，威胁要撕毁合同。出版社对这个无名作者的要求吃了一惊，最后双方妥协。《诗歌》终于在同年7月问世。那时他刚到战争部上班，收到出版社寄来他的处女作的样书后，马上请病假然后辞职了。
他和克劳斯及建筑师卢斯熟络起来。特拉克尔特别佩服克劳斯。克劳斯以他尖锐的批评新闻体而出名，他抨击的对象之一是那些因非艺术目而妥协的作家，指出他们写作与生活之间的裂缝。在特拉克尔看来，克劳斯激烈的文章揭穿了奥地利文化的虚伪，把各种骗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特拉克尔称他为“愤怒的魔术师”。
那是战前最后一个平静的夏天。八月间，他和克劳斯及费克等人一起去威尼斯度了两周假。那是他唯一一次离开德语国家。威尼斯的风光和朋友的友情让他感到温暖。
随后几个月，在他从维也纳写给费克的信中，显示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深的绝望。但这是他一生中最高产的时期，与“赫利安”前后相比，这一阶段的诗作更加复杂更加自由也更加纯熟。1913年年底，他回到英斯布鲁克。《伯瑞那尔》为他安排了一个朗诵会，这是他一生中唯一面对观众朗诵自己的作品。他开始准备他的第二本诗集《塞巴斯蒂安之梦》（Sebastian Dreaming）。沃尔夫希望这本诗集能在1914年夏天出版，后因战争延误，直到特拉克尔死后才问世。
1914年3月，特拉克尔匆匆赶到柏林，他妹妹格瑞塔病倒了。除了1909年在维也纳一起上大学，他俩很少见面。格瑞塔嫁给一个比她大得多的书商，婚姻很不幸。她郁郁寡欢，整天沉溺于毒品中。特拉克尔在柏林住了十天，他走时，格瑞塔的病情明显好转。三年后，由于�